前言
我的成长
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初的北京，长在西城区的一个机关大院儿。一家四口人住在一室一厅的平房里，我却从没有觉得小。在井底之蛙的世界里，人人如此，天经地义。我的父母是机关里的普通行政人员，收入微薄，但我的生活里并不缺少爱和温暖。冬天北京的水果很贵，我父母时常会买一个苹果或一个梨，紧着孩子吃。母亲的性格开朗乐观，再不愉快的事情都被她的轻松幽默抛得无影无踪。在一个小平房里，我的童年充满快乐和阳光。
我的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围着考试和升学转。那时我父母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和法语。在相同背景和年龄的人之中，他们学得是最好的。其实，重要的不是他们学习的结果，而是他们学习的动力和精神。记得我妈妈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读懂一段外文就觉得好像突然在眼前打开了一条路。”
这句话始终让我记忆犹新。从下意识到有意识，从不知道到知道，从不理解到理解——每一个过程都像是在眼前打开了一条新路。我喜欢这种感觉。学的多了，积累的多了，眼前就不再是零星的、零碎的知识点，而是四通八达的知识网络。
到了大学，我的学习意识走了极端，大有不拿满分誓不罢休的架势。就在我马不停蹄，一门心思往前走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道理——边际效益递减。一般来说90分左右就不错了（大约A- 或B+ 的样子)，再往上走，机会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得不偿失。第二，追求完美在当时的年龄阶段使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三，“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导致了我的视野愈加狭窄和短浅，完全没有想到将来，更没有为将来做打算。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弥补这些“错误”。我想看看森林有多大，森林是什么样儿。和妈妈一样，我好奇。如何拓宽视野？我想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四个偶然
四个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出了《哈佛笔记》专栏。
我偶然地跨入经济学大门。在爸爸“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思想影响下，我和妹妹从小就重理轻文，仰慕数学好的人。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们真的都出国了，真的凭借在数学方面的技能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树立信心，步入新的文化。我的大学是美国西海岸的一所普通大学。大二年级时，为了满足学校对社会科学学分的要求，我偶然选择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在经济系教授戴尔· 奥班农（Dale O’Bannon）的鼓励下，我同时主修数学和经济学，拿了双学位。
我偶然地成为记者。1996 年上研究生时，我申请了在波士顿一个小报社（The World Times）做一个特定研究项目的暑期工作。两次面试之后，因为我有统计学背景而得到了这个职位。小公司人手少，每个人都做好几份工作。有一次主编小克罗克· 斯诺（Crocker Snow，Jr.）吩咐我写一篇稿子，上交之后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赞扬，以后我的稿子就越写越多。在执行编辑彼得· 奥恩（Peter Orne）的大量修改和具体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英文写作方面的知识，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越来越有信心。渐渐我意识到，记者这个职业是满足好奇心最便捷的渠道。毕业后我成为World Times 报社的正式员工，直到2002 年我儿子出生。就这样，“副业”变成“主业”，我从心底里变成了记者。
我偶然地遇到胡舒立。2006 年1 月我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国际会议中与前《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偶然相遇，从此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报道世界经济论坛的人手不够，舒立当机立断，让我参加报道，与她的秘书严江宁并肩作战。此后我和舒立几乎没有再见面，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她的《观察》栏目我几乎从不错过。她一页纸的文章不但是职业记者学习的典范，也应该是海外华人和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其内容和思想与中国的现状
息息相通，能让读者感受到中国脉搏的跳动。
在世界经济论坛之后，我的直接联系人是现《新世纪》周刊主编王烁。我做了一系列的报道和采访，包括收集在本书中对萨默斯和费尔德斯坦的长篇采访。2007 年春，王烁提出让我定期写《意见领袖》专栏的想法，我因不想成为追在名人后面的“追星族”，迟迟没有答应。直到2007 年秋，我提出以“哈佛笔记”这样一个比较中性的名字为题目在财新网发表专栏。王烁同意了。
记得2001 年冬，我刚刚怀孕不久就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我忽然觉得自己吃饭睡觉都是有意义的——为了一个新的生命。两年之后我有了女儿，三年之后我有了第三个“孩子”——《哈佛笔记》。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前上的学，和现在读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听的每一堂课，每一次讲座，与周围人的每一次对话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一个平台和渠道让我和更多的人分享我学到的东西。读者在网络上给予的鼓励，提出的建议，指出的错误都让我觉得这是我与读者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有过疑惑——如何把握文章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写作的重点到底是人还是事儿。我担心“花絮太少”，技术性太强，专业化程度太高会过于枯燥，失去读者。就在这时，我读到舒立在博客中的一篇文章，2009 年5 月18 日的《危机之前，财经媒体去哪儿了？》。她说：“我们认为，财经媒体应当独立思考，敢说真话，不能迎合读者，光说读者想听的，而应当说读者需要听的。我们这样想并这样实践。”短短几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把这句话复制在电脑的首页，随时提醒自己要以财新传媒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写作过程中，财新传媒的张翔、叶伟强都修改过我的很多文章。他们出国进修后，我的文章都是由何华峰编辑出版的。我与他们几乎都是一面之交，但是邮件往来反映出的他们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个偶然使《哈佛笔记》成为可能：我家正好住得离哈佛校园很近。这使一边听课学习，一边照顾孩子和家庭成为可能。有时我很内疚，因为“一心二用”，两边都做得不够好，觉得力不从心。但从积极的一方面想，我也会自我安慰一下：与其说是“一心二用”，还不如说是“两者兼顾”。孩子会慢慢长大，等他们懂事了，我要告诉他们：“人总是要有点儿精神的”。
本书的主旨及格局
为了看到更大的森林，从2007 年秋天，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有选择地听课，记笔记，系统地学习。从许多方面说，哈佛大学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只能是盲人摸象，摸到哪儿算哪儿。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积累，并不一定每一篇笔记都出色，但从长期来看，应该与“大象”“森林”更加趋近。我想只要有目标，只要在播种，就有希望。
本书主要是记录我在听课和阅读文献过程中，对哈佛教授（和一些来讲学的人）的思想的理解。收集的文章基本保持着记笔记时的原貌，数据和观点都是当时的，没有更新。因为大部分是我个人的理解，难免有不确切和偏颇、疏漏之处，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书中前五辑是我对六门经济学课程的记录和理解（费尔德斯坦主讲的两门课合在了同一章）。第六辑集中阐述三位经济学家对2008 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大选和其他热点问题的看法。每一辑中，文章排列基本以时间为序。文章内容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适当调换了顺序。
通过日积月累，我希望尽量避免记者的缺欠，力求思想完整，而不是断章取义；尽量发挥记者的优势，把不同专家的不同观点、立场放在一起，以便读者比较、鉴别，有选择地吸收。书中涉及的教授大多是业界知名人士，但我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着重阐述他们的看法、观点。其实名人也是普通人，只不过在他们的领域，他们做得比大多数人出色而已。很多问题可以和他们探讨，并不是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只有在探讨中，他们的思想才能更完整地体现出来。
书中包括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和反思。经济学不是万能的，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是有普适价值的（例如亚当· 思密）。一些经济学家对一些事情有很强的洞察力，我愿意在理解后深入浅出地与读者分享。经济学也有局限性，有些问题是其他学科对人们更有帮助，应该有鉴别地吸收。《家庭经济学》一辑里的文章属于这一类。我希望带着批判性的眼光，“进得去，出得来”。
当然，对很多问题，我仍然在摸索和探索过程之中，而且许多问题本身也在随着形势而变化。在财新网写作专栏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和适当分享的过程，我很珍惜。正是因为这本书记录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其中会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读者朋友指正。
陈 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