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9日晚，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亚布力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继续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变局时代下的中国企业”。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做闭幕演讲。
周其仁：感谢这个论坛的邀请，我主要是讲一点感受，我们的论坛主题是一场危机的开始，无论我们高兴不高兴都要面对，这个危机到底有多深，现在没有人知道。我们开会从欧洲回来，受到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最大的问题是已经看见了有多大的危险，但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比较我们这里，比较博鳌论坛，看看我们的论坛，我们的滑雪，招待泡温泉，讨论各种颜色的文明，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今天已经有了一些好的苗头，但是我们要顽强，像1998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面对这次大的变局。这个大的变局，大家都在讨论，我想我们面对这个变局，迎接未来的挑战，可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从这个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要很好的总结美国的教训，现在经济发生的问题，不是看到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机会，而是像刚才讲过的，你准备好了吗？美国给我们什么教训呢？现在舆论讲了很多，包括金融危机，华尔街的衰退，两个词，一个是贪婪，一个是坚定不移。从刚才的讨论当中讨论了很多的道德，道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民族要想走到，世界前列，这个没有问题，监管属于现代经济比较复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没有监管，法律的归置和约束，一定会出问题。但是我想，仅仅从道德和监管的角度，可能不足以帮助中国认识美国的教训。
你比如说贪婪，它是有道理的，你去看现在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达到美国这么大的GDP的35倍，中间产生了很多高端的效应，这个危机在破灭以后，但是要问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个高端的游戏？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但是现在有了一个理解的基础，比如说公司上市，公司的市值怎么定的，来是怎么来的，比如说美国的认购风险变成金融风险，为什么不买呢？就是预期的问题。这个你当然可以说是贪婪，因为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相信的原因就是以前的经验告诉你，这个你同贪婪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贪婪的内容，整个市值占到美国GDP的35%，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就是美国社会发出了大量的钱。为这个钱做支出，讲到发了这么多钱，我们这次会议论坛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有一场争论就是关于市场和政府，尤其是美国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这是对的。我们离开金融以后，货币是政府发的。我们无论是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的市场，格林斯潘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货币发多少不是市场的决定的，是政府决定的，我不认为是这样，没有政府界定产权不会有市场，没有政府发行货币，没有税收，难以想象很多货币会进行交易。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美国这场危机，我认为起到了很大的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中国要吸取教训，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储备国，货币就像语言一样，一旦你讲会了它，你很难脱离它。
大家都利用美元结算，时间长了就离不开美元了。但是美元的地位是哪来的？我们现在看了很多有关的金融历史，美国当年对世界有承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是很严肃的承诺,全世界任何人持有的美元任何时候可以向美国的财政部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的黄金,美国国力强大,二次大战没有受到损害,其中有一条就是这个承诺，现在看来美国没有很好的履行，换句话说，美元有机会吸收，中国将来要成为世界上跟中国自己世界上人口相称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货币，因为货币别无他路，货币就是帮助人们交易，但是交易的尺度由于短期的需要，一发再发，最后就会干扰这个交易。
我顺便讲一句，很多人相信货币周期，你发得再多就会改变民意，这个台上有六个沙发，一年再增加生产六个沙发，如果要增发的货币超过六个沙发，每个沙发的价格就会下来，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有一位经济学家指出货币中性当中，换句话说，货币多发不能引起经济增长。我们都同意这句话，但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指出，货币多发把成本价抬上去，它不是像水平均的漫上去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涨了，多发一倍的货币，这没有影响，货币在增发的时候，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说，货币在超发的时候，不像水一样平滑的流，而是像风一样，会凝聚在一起，这个凝聚就会造成市场巨大的价值，凝聚在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就会冲，如果凝聚在股票，股票就会冲，凝聚在其他的投资里，其他的投资就会高，凝聚在其普洱茶，普洱茶就会高。
所以当超发的货币在经济市场里漫游的时候，在微观上看是难以驾驭的，这是我们的能耐造成了这么大的财富，正因为有这个环节，以为一部分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我们的能耐，然后投资决策，你的未来，一定要有一个教训。这个教训里头实际上包含了中国这两年的教训，我们10%—13%的增长率，当然首先是中国人改革开放干出来的，但是，有没有货币偏差的因素？是有的。平均来看，我们的广义的货币，也就是广义货币的超发曾，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30年前，通货膨胀的平均值是6%，聚集在某一些年份会有很高的上冲。比如1983年，比如1994年，或者2007年，当价格上冲的时候，特别像风一样的价格冲到某些市场的时候，中国人在微观上很容易有这样的定义，容易会做夸大的估计。因为你扛不住了。
所以我想简要的讲中国要取得未来的良好的资本增长，一定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它已经取得了全球储备货币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无论多么强大，只要不善待自己的资本规则，只要在货币问题上含糊，或迟或会总会发生问题。美国说破灭了，说增发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但是它可以从天上掉到地下，引起投资者，生产者对于未来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又变成购买的决定投资，经济就会变得大起大落。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我们非常值得汲取的美国的教训。中国人民币现在在局部地区走出去了，它还远远没有变成全球，甚至没有变成地区性的储备货币，但是中国经济从过去的30年发展的势头来看，它是有这个潜力的，而且美元国货如果相对不行的话，总会找东西替代。我们认为我们中国应该很好的利用这次危机，上上下下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讲起来非常深，因为它是一个难解的困难，奥地利学派也是这样，他们说，人类要最好的回报黄金，因为黄金的深度开采，它的演练，不能短期的需要就可以超发，所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类今天的生产规模很难回到从前，所以到底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可以不是黄金，但是又像黄金一样可信，可靠？这个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第二，我认为中国从过去几年的增长当中总结自己的教训。我们是很成功，但是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方式粗放，我们有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这一部分，我们也有靠大发展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部分。在经济改革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渐进的改革，把很多难改的东西留在了后面，而由于前期的改革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些硬度的改革，我们就自觉不自觉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改革会带来很大利益的重新调整，有的时候是很难推出的，特别是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还有必要改革吗？所以，我们要很好的总结自己的教训，这个教训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很多角度分析，我的看法就是对于自己的成功不能过度相信，产业如此、地方如此、整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对高速增长的依赖现在已经达到了我认为难以持续的程度。
我自己是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从黑龙江到北京去上班，那时北京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那时还不叫做国民生产总值，叫工业总值，年超过6%，就是我们这个经济体难以产生的，后来邓小平提出二十年内翻两番，据我回忆，最早胡耀邦做了一个预测是二十年如果翻两翻，每年是7.2%、7.3%以上，这样才有回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值才从6%升到7%以上，很快中国的生产总值过了8%、过了9%，到了1993、1994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开始下行，现在我们是13%的增长，2008年现在官方报的是9%，我们已经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本身就是问题，为什么9%的增长，还不能满足这个就业的要求呢？这是和我们经济机制里头的很多问题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依赖高度、高速的增长，那么哪一天高速增长维持不住，我们就会出很大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总结经验教训，我们难以维系，还有，像高度依赖出口。中国的GDP进出口加在一起，有60%以上，长江三角洲的一些省份，外贸依存度要高到像广东2007年出口占GDP占92%，进出口占进GDP63%，大国中这么多的依存，难以相信，全世界不可能工厂都关了，只有中国的工厂开着，这是难以持续的。那么这种成功，因为大量的外向带来的成功，我们是在转型，所有出口部门，汇率上升的时候都持反对意见，因为人民币对美元不随着中国的生产上升，那么会有一系列的后果。这是从经济分析角度来看的。但是出口企业不反对，因为人民币升，或者人民币买的原料成本变成美元出口相对来说成本就升了。好，我们就不让它升值，我们从1995年，1996年，一直到2005年，差不多十年汇率是不动的，一直维持在8.8%、8.2%之间，十年中国经济的速度还是微观生产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其结果是什么呢？民益汇率不动，征收汇率就出了问题，有大量的顺差进入中国变成了人民币，就开始保持这个所谓的宏观稳定。
可是我们对于一个成功的模式过度依赖，就不能及早察觉，大量的产能全部放在出口。像广东经济、温州经济，八十年代都是做内需的，都是把国际上好的品种、样式做成产品，曾几何时，这两个三角洲的生产能力全部超发了。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可以反对中国和美国，反映中国和美国出口到欧洲，出口到日本。现在倒过来想，如果早一点让我们的汇率机制的浮动，我们的出口导向企业就会早一点看到这个信号，因为这些信号逼迫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维持的时间过长，最后等到欧美市场不行，定单掉下去的时候，我们这种巨大的产能就变成了一个难以应对的问题。
这么多鞋，这么多衬衫，你不可能全部出口到国外市场。这个教训我认为一个经验，但是教训是成功里面也有风险，因为任何成功都不能维持，你不能早一点主动应变，等到被动应变的时候那个难题就大了，这是我认为第二个角度。
第三，我们还要把上个时期高速发展当中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很好的总结出来。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时代，这不是说中国走向封闭，但是60%以上的外向依存度，当今世界是容纳不下的。所以有相当多的生产力转向外部，但是什么是转向外部？我去年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中国高度的外向，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微观上有些重要的基点，很简单的讲，就是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它可以利用商业文明，很简单，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庞大的外贸市场，我在温州访问过一个鞋厂，温州的整个产业大概是5到8年前完成，国际的大订单来了，一张单子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几条生产线拿过来，倒过来就把温州商人的那部分，原来打国内的营销渠道这种作战能力化掉，因为好做啊。
所以在下一步的发展当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应该确立一个目标，国际生意和国内生意一样好做，我们要从税收、法律制度、签约精神来认真总结，我们反正有很多企业做过外销市场，知道外销生意怎么做，现在倒过来问，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生意不肯做？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交易费用”，为什么国内的交易费用做生意签了合同，就喝酒。我不是说喝酒不好，你可以另外找时间喝这个就是建立信任的模式不同，也没有公开的信用调查，我照喝，喝得感情上，就有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它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反弹，今天下午，我听制造业组的讨论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很多做外向的企业现在仍然关门，因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意，太难做了。你从税收去查，我们的科目之多，弹性之大，管制的无度，这里既有企业的问也有政府的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危机的好处就是把今年国内市场的开发，要有更清晰的产权，更好的和约，更好的契约，降低国内市场开发的精力，让人们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技术，刚才刘总讲了一句话引起了我很大的思考。中国人的创新到底弱在什么地方？他讲了一个理由，过去三十年的创新这条道理是对的，他讲的时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多年做企业调查当中关注的，你看这个企业当时的主要精力到底放在哪里？很遗憾，我们很多企业在国内做，把很多精力放在不是市场，不是技术，不是创新上，这就是我们要改革的东西。他们没有说到底是照着美国做还是照着法国做，或者是日本做，这个潜力是非常之大的，中国当时出去某种程度是借用了200年来整个西方市场的组织文明。这种做生意的文明，一定要给中国人自己做生意，至少也要打好这个基础，我们要做更好的生意。但是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的看法概括起来，无论教训还是组织经验，或者把过去的一个经验分析一下，都是学习，因为人是要从自己经验当中学习是最好的，很多别人的东西记不住，你经历过，受到的挫折，那个学习效率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变局首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过去来看，十年的失误，大概九十年代的发展，利用这个机会，主动的做经济。刚才的讨论讲到将来的文明应该有包容，这一条是很好的，但是包容有被动的包容，也有主动的包容，被动的包容就是被动的接受，主动的包容是主动去学习，把一切好的东西学过来，我不认为中国人已经到了可以骄傲的时候了，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在人类的前列了”。我认为，有这个前景，但是现在来看还差得很远。不经过一代一代扎扎实实的努力，企业家的努力，政府的努力，我们很难。就像过去有过机会，但是最后并不一定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在这个大时代的变革，我是个教书的，能讲的恐怕也就是学习，好在中国近代的落后使得我们总的说来是愿意学习的。我们学习当然就走了很多弯路。中国很有意思，中国学谁谁就不行。中国早年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模式，匈牙利模式、后来说东欧不行，从亚洲走吧，特别是对于南韩、日本、东亚的模式，有一段时间非常热，上下几乎一致，就是政府要比较强势，要有很好的规划能力，同时扶持一些能做大做强的企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我们倡导了一次东亚模式，我们学习完西方模式又学东亚模式，日本经济不行了。当我们差不多统一学谁的时候，谁都不行了；韩国也不行了，在金融上学美国吧，美国是大国，和中国很多方面很像，它的金融的发达，你看我们上市的资本市场IPO，银行的风险，包括风险的投资，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我们学得很来劲，美国美国出问题了。中国人的学习能力真强。
我们再挑一个学不是很厚道，我感觉我们下一步学谁，谁就完了，或者说我们就不需要学，这个也很危险，因为中国可能重新变成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生存之路就是实事求是地学习，从自己的经验当中，从后果来理解制度政策取向，实事求是地学，而且是刚才讲的主动地包容、主动地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东西。包容出了问题的那些国家，我觉得我们的舆论当中，这一点还是不够的，美国在应对这一个从来没有遇到挑战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它的企业，它的市场，它的政府，它的民众，它里面的很多批评的声音，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才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争取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非常有意思，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将来会是什么样，谁也不完全知道，未来的不确定性很有意思，如果将来什么都确定了，我们看着二十年后的中国，当年说学苏联，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好没有意思。今天好了，无论东方西方，现在我们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我们模仿别人，不一定对。所以我们现在学习比较抽象，不一定说美国干的事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要进行抽象分解，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学习的准则，从长远来看，就是这套制度，这套政策可以让人民最大限度的发挥主动性。就是在积极从事生产过程当中，降低制度的运转的成本。问题是怎么样在我们大变局时代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学术界工作，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家，能够将理论和实践更好的结合。从理论、实践、经验的摸索和探索当中，能不能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更好的前程。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