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避开目前宏观经济治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读者可以从《哈佛笔记》专栏第173篇《财政刺激政策能否帮助经济复苏？》中略见一斑），而颁发给两名微观经济学家：哈佛经济学教授罗斯（Avin E. Roth，今年1月离开哈佛，即将加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退休教授Lloyd Shapley。 他们因为在博弈论和市场机制设计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贡献而分享120万美元的奖金。
博弈论是20世纪40年代初由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和Oskar Morgenstern (1902-1977，德国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创建的在数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一个交叉领域；市场机制设计又是广义博弈论中的一个分支。博弈论是研究在有游戏规则的情况下，玩游戏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机制设计研究的内容正好相反：怎样设计游戏规则才能使整个系统最优化。这里的“最优化”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标准；这些标准或目的在术语里被称为“社会选择原则”（social choice rule）。有时最公平是目的，有时最高效是目的，有时社会效益或政府集资最多是目的，还可能是更具体的目的。一般来说，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最高效地分配有限的资源。
什么是机制设计？
什么是“机制设计”？简单地说，好的机制设计是根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剂良药。让我们从一个具体例子中来理解机制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一个政府要把波段拍卖给通信公司的时候，政府应该怎样设计拍卖规则才能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卖给“最需要”波段的公司？这里“最需要”的公司是指在这个公司眼里波段的价值最高。
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公司呢？比如说，有五个公司都想得到这个资源。如果政府征求他们的意见，“你们各自认为这个波段有多少价值？”那么每个公司都会说这个波段对他们有多么重要，价值多么高。对他们来说，报价越高越好，因为价值越高就越说明他们需要波段。政府无法区分谁真正最需要波段。
如果政府搞拍卖，把波段卖给出价最高的公司，赢得拍卖的公司付他自己出的价钱。那么公司在竞价的时候就会有所保留。保守的公司会按照自己认为的波段真正价值的二分之一出价；大胆一些的公司可能会按照自己认为的价值的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出价。你留出的富余越多，你赢得拍卖的可能性越小。当然如果你赢了，你留出的富余越多，你的利润空间会越大。每个竞价公司都要做同样的权衡。
对政府来说，每个公司对波段的真实价值判断是个未知数，而每个公司的出价是他们自己认为的波段价值与（1减去打出富余的比例）的乘积。最后赢得拍卖的公司可能是最大胆的公司，而不是对这个公司来说波段价值最高的公司。
那么政府怎样做才能找出最需要波段的公司呢？1996年获诺奖的William Vickrey(1914-1996,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加拿大籍经济学家) 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出价最高的公司赢得拍卖，但按照竞价时第二高的出价付钱，而且政府不会因此而损失收入。这个结论看起来令人惊讶，但严格的数学证明可以拨开面纱，揭示潜在的真谛。其实思考片刻后也能想通：按第二高出价付钱的拍卖机制会使所有参加竞价的公司更加大胆地出价。事实上，在这个拍卖机制里，最佳的理性选择就是在出价时完全不打出富余，按照你认为的真实价值出价。一个简单地操作上的调整基本上解决了动机问题。
机制设计者站在社会的角度首先思考：我们要达到怎样的目的，看到怎样的结果？然后逆向思考：怎样的游戏规则可以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这样的目标？这里的所谓“均衡条件”是指，如果每个参加游戏的人都理性地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那么游戏的结果就会达到事先预想的目的。这与其它经济学模型不同。其它经济学模型都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省略了很多细节的结果，而在机制设计中，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整个过程。
游戏结果是在事先可预见、在事后可检验的。这是2007年诺奖得主、哈佛经济学教授Eric Maskin（1950年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为什么觉得这个领域比其他经济学分支更有意思的部分原因。他的研究领域与罗斯的比较接近。他说，“在日常生活中，买卖交换无处不在，即使你不想成为罗斯那样的设计机制工程师，你也应该理解不同的可能交换形式及其影响和后果。”
如果游戏规则制定得好，竞价者的理性选择就是诚实地暴露你的价值，而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对付。特定的环境和机制可以让诚实本分成为最佳理性选择，而不是投机取巧地经营，这就是好的机制。
罗斯：机制设计领域里的工程师
与Maskin不同的是，罗斯把理论上突破像工程师一样地运用到实践中。虽然60岁的罗斯已经在今年1月离开哈佛，但他的大部分实践工作是在剑桥展开的。他被认为是第45位现在或以前曾获诺奖的哈佛教授。他的本科和博士毕业论文（分别在1971年和1974年从哥伦比亚和斯坦佛大学获得）都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运营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 。在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任教六年后，他于1982年到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成为讲座教授，在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里小有名气。1998年他被哈佛经济系和商学院共同聘请来到剑桥。
正是在1998年他开始重新设计美国医生找工作时的搭配体系（National Residents Matching Program）。实习医生在实习期满，即将进入正式工作市场的一年非常焦急，他们要在这一年很早的时候就决定下一年的去处。当接到一个工作合同的时候，他必须很快决定是否接受。如果他拒绝，那么医院会把工作给下一个合格的实习毕业医生。如果他接受，他不知道在以后的时间里是否会有更好的工作合同。这些实习毕业生要在保住有工作的稳定性和今后可能有更好的工作的不确定性中选择。如果夫妻两人都是医生，同在一个工作市场，那么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更大了。罗斯设计的搭配机制使这个市场更合理、更高效，还可以帮助实现夫妻同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愿望。
在剑桥期间，罗斯为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城市的公立学校重新设计招生程序。波士顿以前的问题是，如果学生不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第二和第三志愿学校很可能已经满了。家长的理性选择是保守填写第一志愿，增加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可能性。罗斯重新设计招生程序，使家长不必再有这样的顾虑。诚实地填写自己的愿望对他们来说就是最佳选择。而且罗斯的机制还让所有地区，所有家境的学生都有同等的选择机会。虽然想上好学校的学生仍然远远大于好学校能提供的位子，但罗斯毕竟使这个机制更高效更公平了。
近几年罗斯还设计了新英格兰地区肾交换项目。每个人都有两个肾，正常人其实可以依靠一个肾生活。这就有了捐献肾的可能，有可能使晚期肾衰竭的人起死回生。但愿意捐献肾的人可能因为血型等原因与需要肾的亲属不匹配，可能需要多重交换才能找到多方愿意接受的交换。可以交换的区域越大，找到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罗斯领导建立全国性数据库，把所有愿意捐肾的人和需要肾的人的有关信息全部输入，增加成功搭配的可能性。
比成功搭配更严重的挑战是，肾需求远远大于肾供给。现在全美国大约有9万人需要换肾，而供给严重不足。一般来说，调整供需平衡的主要市场手段是价格调整，但是因为人们厌恶“买卖肾”等剥削穷人的行为出现，很多州立法不允许买卖人的器官。罗斯专门写文章解释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如何限制了市场发展(Repugnance as a Constraint on Markets, Journal Economic Perspective, summer 2007)。在没有价格信号的情况下，供需不平衡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根本改变。罗斯只能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好的机制设计让尽可能多的病人找到适合的肾捐献者。
与罗斯分享诺奖的是现龄89岁的Lloyd Shapley。 Shapley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博弈论有重要理论贡献。虽然他获得的诺奖是经济学奖，但他更认为自己是数学家。1943年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Shapley 应征参加二战，转战中国成都。他因破获苏联气象密码而获勋章。二战之后，他返回哈佛于1948年从数学系毕业，1953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然后在位于加州的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作27年。他于1981年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直至退休。他想解决的问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略见一斑。假设有10个男人和10个女人，他们怎样搭配才能使整个婚姻市场处于平衡状态，即没有任何一对男女愿意脱离各自已有的两性关系一起私奔？理论上的突破为像罗斯一样的后继学者在更广阔范围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罗斯在采访中除了表示惊讶与荣幸以外，还表示对前辈Shapley 的尊重，认为Shapley的贡献早就值得获奖了。罗斯还说，他希望“生活很快恢复正常”。可以想象他指的“正常状态”是不被媒体关注、可以潜心做研究时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