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叶老师的新作，看了之后有点感动。好像以前版主转过叶老师另一篇好像是写吴承明先生的文章，也很不错，记得是“不老人”吧。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5979
景行化雨 史通古今——追思赵靖先生
叶 坦*
经济学家茶座2008.1
时光如梭，可有时也会“定格”；有些事情，就算有思想准备，一旦发生还是会慌乱。2007年8月9日午，我得知赵靖先生前一天逝世的噩耗，那情景仿佛永成定格。悲痛中的我竟然有点恍惚，略事镇定后给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写了一封唁函：
刚才，接到北京大学石世奇老师电话，告知敬爱的赵靖先生不幸逝世。
作为本学科的从业者，我对赵先生充满深深的感激与缅怀之情。他穷毕生之精力，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做出了卓越无比的贡献；他循循善诱、勉励后学的教书育人精神将永远铭刻心中!他的言传身教历历在目，激励着我们坚守学科阵地；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鼓舞后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园地里不断耕耘!
他的逝世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无法表达此时的心情。特正式致函学会，或许词不达意，谨希望这一份真诚的悼念之情慰藉先生在天之灵!
这封信现在还在学会网站首页滚动着，我因故不能送先生最后一程，而心中之痛深重自知。其实，我连做赵先生学生的资格也没有，更不要说如《燕京学报》编委会邀我写学术性纪念文章所言的“非君莫属”了!“殷望慨允”我岂敢当?甚至连这篇稿子竟然也开了五次头而难以为继，这是心灵的大恸，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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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赵靖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他1922年9月生于济南，1941年齐鲁中学毕业，被保送入燕京大学经济系，1945年毕业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194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年他回到燕京大学工作，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便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最初他致力于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及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则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历任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作为本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为学科和学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等工作，先后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他论著等身，桃李遍天下，主要代表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合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4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任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续集》以及《赵靖文集》、《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赵靖文集》等。
赵先生在他的文集中撰《八十自嘲联》：
出家门进校门犹逊三门干部
既舌耕又笔耕敢附一世寒儒
这大概是先生对他八十年生涯的总括。的确，学者的生涯是清贫的，哪怕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名教授，特别是治“史”的，如果埋头学术恐怕也只能当个现代“寒儒”。赵先生是山东人，个子高高的，腰板笔直，清癯矍铄智眸明亮。他几十年居住在中关园，狭小的房中，墙地依旧简朴无华。前几年北大、清华两校在蓝旗营给教师盖房，他完全可以分房改善居住条件的。我的一些朋友包括非学术界的也多到过先生家中，出来之后都很感慨，有的说，现在一个小青年住的也比赵先生好多了。一间小屋，既是书房、会客厅，还挂满了外孙女的玩具衣物，吃饭就在门厅过道里。他喜面食，尤以饺子为甚，我到先生家常得到饺子款待。有时也到附近餐厅，如每年3月初，西北大学的韦苇教授进京开“两会”，来寒舍畅谈之后，一般都会一起去看望赵先生。先生与师母为了招待远方的客人，有时也请上石世奇、郑学益教授，大家一起到餐厅吃饭叙谈，其乐融融。当先生脑出血住进北医三院后，我还包了饺子送去，还有一次是到“鸿毛饺子馆”买了送去的。先生出院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得知我病后立即与师母打车来寒舍探望，感人至深……
多少年来，当我有了学术困惑、工作烦恼甚至心情郁闷之时，都会向先生电话倾诉或者面聆开导，得到他的循循善诱、条分缕析、排解安慰。先生待人亲切热情，为人宽厚谦逊，着实大家风范，交谈中常说：“这个问题你有研究。”有大作问世，多谦书“赐正”字样赠我，使我惭愧不已。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正是我对先生最深切的感受。如果说，他那个时代的人“甘坐冷板凳”的不少，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今天就是很不容易了。坦率地说，我能够坚持本学科研究至今，除了深受先师巫宝三先生的栽培和秉持坚定的敬业精神以外，赵先生言传身教的人格魅力和语重心长的学术期许也是很重要的动力。在我这二十几年的学术生涯中，一路走来，先生那只有力的大手一直领扶着我，关键的几步都离不开他的指教、奖掖和扶助。高山景行，师恩化雨……
1985年我考入中国社科院巫宝三先生门下，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首次招收博士生，我在《“不惑”人生》(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和自己的求学之路。巫先生不仅悉心指导，而且十分重视“博采众长”，鼓励我多向其他先生学习，赵先生就是我重点请教的老师。那时候，我不仅读赵先生的书，而且得到应允开始到先生家中请教问题。每次先生都放下手上的工作，对我提出的幼稚问题耐心指导，给予初学的我很多鼓励……赵先生还介绍我与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张鸿翼交流，我们两人1988年获得了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学位。
赵先生亲自主持距今整整20年的那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为论文获得好评而高兴，后来他与巫先生还分别为此论文《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出版作序。他认为“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一桩喜事”，他用“头一部”、“头一本”、“头一个”、“头一人”等词汇予我充分肯定。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深为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像叶坦这样的青年而自豪，并祝愿她在今后继续发扬这种扎实、勤奋的学风，千辛万苦地为攀登学术高峰而奋斗!”书出版后在海内外有些反响，这都是先生们指导的结果。上面的内容还收入了《赵靖文集》，这些字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眼下，却已在我泪水朦胧的眼前模糊了……
赵先生不仅注重培养后学，更是十分重视学科建设，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后继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本学科许多学者都得到过先生的种种提携和指教，很多单位都得到过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热心扶持。先生不仅多次与我谈及学科问题，而且写成书面意见，如他在1992年推荐我破格晋升研究员的推荐书中三度使用“学术带头人”，还从跨世纪学术事业发展的高度来谈问题。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主要领导，赵先生十分关心我们这个学科点，多次勉励我“坚守阵地”。他说：“一个学科点，灭掉容易，再要建设起来就难了。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科，垮了太可惜!无论有多困难，希望你能够坚守阵地。”的确，我们这个学科点是巫先生1956年最早在全国创立的，曾经有过辉煌；而且中国经济思想史唯独在中国内地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我曾对学科本身用心探究，从而深知其特有价值并总结发表。这些年来，自己还是尽力想保住这个学科点的，也不断得到赵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直到前年，历经大病的先生还给我打电话，推荐北大本专业毕业博士来工作，说是“希望能帮你一把”，可惜这个学科点近十几年没再进一个人……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92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十典百部《中华文化通志》项目，由《光明日报》刊登向海内外公开招标。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大项目动辄很多资金，只有很少的民间资金，但登报招标的方式和项目规模似乎都还是首次，当时算是学界的一桩盛事，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由于学术典中的《经济学志》没有满意的中标者，德高望重的赵先生受邀承担。先生当时已届古稀之年，是作者中年龄最长者，却比一般作者更勤奋、更认真，一再得到编委会的通报赞誉，他撰著的《经济学志》成为经典。我中标的是历代文化沿革典中的《宋辽夏金元文化志》，先生多次热情鼓励我完成这项分量和难度都比较大的研究，认为对今后进行宋辽金元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在先生的鞭策下，我历经艰辛并邀专攻金史的蒋松岩博士一起努力，经过五年多的研究，终于完成了50余万字的最终成果，大概是通志中卷帙最繁的一部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并于近期重版。1998年整个项目终于竣工面世，并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组织者和作者，赵先生家中还摆放着他和领导人握手的大幅照片。
诚然，本学科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没有世界眼光是不行的。赵先生很重视本学科的对外交流。他曾热情接待日本同行桑田幸三教授等来访，还特别肯定我在海外介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等情况。1993年，我们曾在北京召开首届东亚经济思想史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本学科第一次国际会议，事前我曾征询赵先生意见，得到肯定和支持。我们首倡开展尚属空白的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希望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基本都是西方内容等缺憾，得到与会东亚学者的重视和响应。赵先生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告，在京的本学科学者大多与会，会议论文也结集出版。1995年，日本学者在东京主办第二届会议，参会学者拓展到欧美等8国，我国朱家桢、郑学益教授和我参会，论文也入选英文版论文集出版。再后来，1996年韩国召开第三届会议，却没有中国学者出席。进入21世纪后，日本学者担当主角。2003年3月，日本经济思想史学会以早稻田大学川口浩教授为首的8位学者，首次组团出访就来到中国，访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与我们就“中日两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诸问题”进行研讨交流，并诚邀开展合作研究，后圆满完成。日本同行访问北大得到赵先生、石世奇、郑学益等先生的热情接待，当我看到赵先生病后有些苍白的面容，而石老师身体也不太好时，心中很不是滋味……日本学者2007年8月还召开“日中共同经济思想史研讨会”，中方与会学者除旅日学人外，还有北大周建波先生等。
要谈赵先生的学术，不言高山黄土，也不说鸿鹄燕雀，可我真的深感力不从心，只能谈点个人感受较深的。先生博大的襟怀与他的学术志向是分不开的，他读大学的时候就疑惑“经济思想为何都是外国的”，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追求。由于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又自幼喜读古书，看到浩瀚精深的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亟待发掘的经济思想宝藏，1959年他便将主要精力投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生治学，数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八秩有余眼疾病痛，仍然笔耕不辍。他博古通今功力深厚，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许多前人足迹罕至的领域，都留下他辛勤耕耘的汗水。
在先生厚重丰赡的学术成就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或许可以说就是洋洋180万言、历时十余载写就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大出版社自1991年至1998年陆续出齐4卷，2002年出修订本，透析《通史》便可窥见先生学术之一斑。《通史》贵在“通”上，这个“通”，既是研究时段、撰述对象之“史通古今”——“纵贯中国数千年来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更是规律探究、学理融通的“学究天人”——“探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发展规律”，终至“创新自成一家言”。《通史》是合作研究的结晶，更是贯穿着先生个人治学心得、理论探求和无数心血的力作，也是本学科20世纪系统性专著的里程碑。我曾应邀撰写长篇书评，前后写了好几年，有幸多次直接聆听先生坦言点拨，发表稿包括标题都是先生亲笔圈改的(《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载于《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修订本出版前的原稿《史通今古，学究天人——经济学术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曾提交2002年学会第十届年会。
透视创作史，可以看到先生及其团队注重“三个有机结合”：一是科研方式上人才培育与著作撰写有机结合，写书为育人，出人才为更好地写书。作者都是先生的学生，“子弟兵上阵”有利于体现主编的思想意图和风格路数，所谓“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在这里得到完满的诠释。二是研究内容中将经济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有机结合，力图使思想史脱离“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三是理论创新中将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具体史实的实证考察有机结合。先生强调治学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示中西经济思想研究模式不同，源于不同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形态。以传统时代为主要对象的通史，与历史过程相贯通的基本理路或曰“筋骨”，大致可以表述为“三条主要线索”和“四大基本特征”，这也是赵先生常年治学的精要积淀，成为该书的立论框架和核心内容。三线索是：(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经济形态和思想学说看成是每个时代社会经济的反映。(2)注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影响，中国的国家政策对经济思想影响最大。(3)把握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形态，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儒家思想居于主要地位。四特征是：(1)中国经济思想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思想，富民富家必须服从富国，富国是主线。(2)“富”与“均”的关系十分重要，“富”是经济思想的主流，而“均”虽一直存在却非主流。(3)“义”与“利”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反映了经济利益与社会伦理诸关系，规范着经济行为和获利方式。(4)以“重农”为主要特征的“本末”关系论，说明农业在自然经济时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正是鉴于上述线索和特征的把握，《通史》在分期上独具特色。概括说来，主要分为四个时期：从夏代到春秋前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史前时期，春秋末期是萌发时期，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是形成时期，西汉末至1840年是缓慢发展时期，近代以后见续集。这与其他同类著作明显不同，体现了作者对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认识和评价。尽管可以将西汉末直至1840年的漫长时段再细分一下，因此期间发生了诸如唐代“两税法”等重要制度变迁等，但根据中国经济思想自身的发展阶段来分期具有特别意义。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其分期只能以经济思想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特征为基准。尽管循此分期的结果可能也有差异，但据经济思想自身发展来分期的“结果差异”，不同于依历史分期标准来分期的“前提差别”，这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注重将历史分期的衔接点作为研究的中心而不是边缘颇有见地，如战国至秦汉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等，这些时期可能恰是经济思想发展的“关节点”或“转型期”。
具体说来，赵先生领导的这项研究最突出的有十大贡献。
首先，发掘、整理或丰富了许多人物包括小人物(本学科人物的大小与历史中的不同)的经济思想，如东汉的桓谭、王充直到五代宋元的郭威、苏云卿，再到明清之际的李雯、陆世仪等，深化和拓展了学科的研究内容。先生强调以人物的经济思想为基础，不赞成“思潮说”。其次，爬梳、新解一批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史文献资料，将本学科的文献史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再次，运用材料和考证方法独到，如对《管子》“轻重”诸篇的新考证，结合具体时代提出《列子·杨朱》消费思想与战国初期的道家杨朱及杨朱学派大相径庭等。复次，对诸子百家的认识和研究也大为深进，如将法家细分成“秦晋法家”与“东国法家”，具体分析两者的观点异同，使科研细密化。还有，对禅宗的农禅思想的研究颇具创新性，此为赵先生亲撰，曾于1995年发表在《国学研究》第3卷，获得很高评价，丰富和发展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再有，拓进和深入民族经济思想研究，包括以往很少涉及的辽、夏、金等朝代的民族经济思想，填补和完善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应有内容。再则，关于“治生之学”的研究，有助于弥补中国经济思想史微观分析之不足。此外，注重分辨同一词语的不同内涵及其蕴积的经济思想意义，如对重要的基础性范畴“富”的研究，具有示范作用。另外，还有若干精彩之处，如对历代农书中经济思想的发掘阐述、有关司马迁“善因论”和丘浚“自为论”的提出等，均颇多新见。最后，提出认真总结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科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通史》问世之后影响相当大，相关介绍评述也很多。
我对先生高深而广博的学术之理解不过沧海一粟，只有“心向往之”是真真切切的。我一直将此书作为招收博士生的参考书和入学后的必读书，先生和他的书不愧为“巍巍丰碑”，先生的崇高形象和学术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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