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成本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孟子此语可作“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经典注释：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二者互为机会成本，由于鱼的机会成本（即熊掌）高于熊掌的机会成本（即鱼），故舍鱼而取熊掌。机会成本的实质在于“权衡”，而权衡又以“选择的自由”为前提。从前农家建房，向例由亲友帮工，主家只负责招待酒饭，然而近来一般人家建房都请工程队了。主家如此解释：请亲友帮工，酒饭开销不小，还另欠人情，不如请工程队“合算”。于此传统之式微，有人哀叹“人心不古”，其实“人心”并无古今之别，人类行为的变化大抵源于“约束条件”的变动，由“互惠交换”转向“商品交换”、由“志愿劳动”转向“雇佣劳动”，其深层因素乃是“市场”的兴起：一方面，建筑市场形成，有了工程队报价，主家才能知悉建房所需人工费用；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进入劳务市场，亲友对于自己的劳动力价格才有概念，知晓每个工作日价值几何。对主家而言，老做法需要支付酒饭费用再加人情，而新做法只需要支付工程队报酬，二者相比，老做法“机会成本”高，宁取新做法。或问如何计算“人情”？其实同样是“机会成本”问题：假设某位亲友本可在劳务市场上找到工作，每个工作日的收益（工资）为15元，而为主家帮工一天的收益（消费的酒饭）为10元，那么二者的差额5元即是主家欠帮工的亲友的“人情”。从前农民只能土里刨食，并无“打工”的机会，在生产队出工一天的报酬又少得可怜，折合起来或许只相当于一斤粮食，而为主家帮工可以享用好酒好饭，当然何乐而不为，主家也并不觉得欠了帮工的亲友多大“人情”；恰恰是在“市场”兴起之后，“人情”的价值才日益凸显，以致主家觉得老做法“不合算”。机会成本依赖于价格，价格只能由市场发现，供求双方相互作用形成价格，而供求又取决于居民与厂商的自主决策、自由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成本的存在前提乃是自由经济与开放社会，易言之，只有在自由经济与开放社会之中，人们才能通过“权衡”实现利益最大化。
沉没成本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恰可作“沉没成本（Sunk Cost）”的注脚。所谓沉没成本，乃是过去已经发生并且不能由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加以改变的成本。沉没成本因其已经“沉没”，故决策时无须虑及，然而现实中沉没成本或竟阴魂不散，屡有为“挽救”沉没成本而支付更高昂成本之事。三门峡工程原出长官意志，违背自然规律，本属决策失误，理应立即停建，即使建成也应尽快拆除，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事者却对业已沉没的成本念兹在兹，多次改建该工程，结果并不能改变黄河高含沙量的现实，追加投资与初始投资一样，产生的只是负效益：库内泥沙淤积不但严重影响防洪能力、大幅增加发电成本，而且抬高上游水位、威胁关中平原，“圣人出而黄河清”的神秘主义政治预言终告破产，而库区百姓啼号转徙的“流民图”却在和平年代重现人间。也许三门峡一案可以解释为“政治帐”压倒了“经济帐”，不论经济效益如何，维持这个项目总是“政治上正确”的，“假如当初炸掉大坝，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然而大坝本身就是物化的社会影响，而库区移民更是活的社会影响。一个项目之得失还不过囿于一城一地，而若在战略上拒绝认识沉没成本的真面目，则难免神州陆沉之忧。即如国企问题，理论分析与社会实践均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必须重新定位，由提供私人物品转为提供公共物品，由竞争性领域转入非竞争性领域，从宏观上言之，即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结构战略性重组。然而许多地方政策导向却耐人寻味：追忆国企昔日风光，对照国企今日困境，大唱“二次创业”“再现辉煌”，却并不反思国企由盛转衰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环境；痛惜投入国企的沉没成本存量，却又不断制造沉没成本增量，高呼“搞活”“做大”甚至“冲击世界五百强”，仿佛向沼泽地进军而无视“越陷越深”的必然性。以上种种为沉没成本所惑的不智之举似乎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其实主事者未尝不“理性”，因为所发生成本并不由其本人承担，而在“积极挽救”沉没成本的过程中，他还会获取某种收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人吃白食不过因为另有人买单，经济学原称“政治经济学”，今天看来也还是很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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