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阿马蒂亚·森在《估价不平等与贫困的概念性挑战》中曾提到,作为一个相对落后国家，我们无需为自己在发展上的幼稚状态而羞愧或自我否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晰地看到未来方向，并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会一次次遭遇困境，度过困境的关键方法可能并非只是智慧，它更依赖于勇气。而且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决定一个国家今日与未来成功与否的最关键的标志依旧是：它的人民是否足够独立、智慧与富有尊严。从中国之一隅的温州, 我着实看到了这些因素的稳步发展。
温州,在当代中国承载了太多的神奇,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新世纪伊始我有幸走近她，“零距离”的感受她不息的脉搏，就前人走过的这条改革之路以及面对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温州人的新思路，谈谈做为一个经济学子粗浅的看法。
在温州的一个星期是短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府、人才交流中心、私营企业与中小企业协会、市多家金融机构、经济类杂志社等都有我们的足迹。我们与商人、农民、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听取了多方的介绍，应该说，调查面的广泛加之初次对当地情况的不熟悉增加了整个行程被割裂的片段感。提笔再三思量，觉得从当地的“优势”与“忧思”两个角度分别下笔将更有利于对机遇与挑战的表述。
优势篇
一． 自发的秩序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一个理想社会图景的创造通常有两种极端的方式，一是人为设计，设计社会生产和分配的途径、政治形态，甚至设计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的样子。另一种观点则是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通过人民的选择、人民的实践描绘社会图景。幸运的是，温州人更多的选择了后者，并以前者为辅，才使我们看见了眼前的温州。
在本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那时候叫土地专管制，得到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这件事一度被打下去了，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没有放慢自己的步伐，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有人指责温州的“自费”改革，认为她违反了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惟一的按劳分配形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首先作为一个理论出现的，难免犯理想主义错误，实事求是的改革就是对理论的完善过程。没有不变的理论，只有不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温州人民则是实事求是的最强烈的体验者与倡导者。弗里德曼说过，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的，没有民众的文化价值认可就不容易形成民间力量和合理的规则。
但温州的成功并不是自发放任的胜利，而是自发的秩序与政府职责的完美协调。我前面提到温州走的并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之路,否则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温州将是如同经济危机中的南美洲,银行挤兑、物价飞涨。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当地政府成功的规避了亚当.斯密所说的从“无效产品”到“有效产品”的市场调整过程的代价。纯自由竞争市场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市场，它只适用于商品经济规模较小的阶段，产业结构较为简单，对信息要求不高。今天，温州经济的总量已经很大，纯自由竞争市场失灵了，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现在道路宽畅，市面干净、卫生，交通发达，电力、电讯供应良好。这就实现了中央说的，真正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解决了自由竞争市场脆弱的一面。
科斯在他著名的科斯定理中提及，如果产权是明确定义的，如果协商不需要成本，那么在有外部效应的市场上，交易双方总能通过协商达到某一帕累托最优配置，而不管产权是划归哪一方。当然，协商不可能不要费用，这就会有所谓的交易初期的法律界定的重要性和交易中便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所以，这些又可以归结于外部的法律规章和制度变迁中的创新。顺应这一要求，政府简化职能，提供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以尽量减少企业由于信息不灵通支付的交易成本。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规章，发挥行会的作用。温州人把个体经济组合成多种形式的联合体，有股份制、合作制、合资经营等。联合体的出现，一方面体现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节约，而使交易费用内部化。此外，适应为小商品扩大交换规模的趋势，进而建立集散中心：小商品专业市场。
二． 分工的演进
做为分工的倡导者，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劳动生产力最伟大的进步，以及被广泛应用并发挥指导作用的大部分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温州由早期家庭分工走向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早期的家庭分工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给社会带来的效率不再近似为零，带来了每一个社会基本“单位”的帕累托最优。社会分工使剩余劳动力走了出去，在城镇、在农村大大小小的企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随后的经济发展中，初等加工品企业不断出现，而其发展更是符合经济学家杨小凯和黄有光提出的“第二种经济增长模式”，即分工演进增长、劳动生产率递增的模型。温州的分工改革改出了农民的出路。
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使用的得当将是中国的一大财富，反之，将是中国的灾难。前一段时间盛洪、茅于轼、张曙光等经济学家在《中国：从静止到流动》的大讨论中提及“给予迁徙自由以宪法认定”，声援了中国的人口转移及随之而来的分工演进。回想5年前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四虎，由于劳动力流动不畅、分工演进滞后，他们逐渐丧失了竞争力。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中国急需使本国的劳动力流动起来，而关键中之关键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给予他们国民待遇，解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
三.制度的创新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提出，交易费用是在鲁滨逊一人世界里不存在的费用，有合作、有拓展就有风险，有新的费用的支出。所以，资本的扩张和新制度的安排充满了变数。但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取代，新制度间效率的进一步取舍，最终将伴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社会摩擦的减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许社会一时的“阵痛”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
温州的经济发展是对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突破的自发的分工市场化的道路，而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伴随着制度的创新。
1．党和政府职能的创新
温州经济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天下，是老百姓经济，她对制度创新的要求是自下而上的。但并不是说只是下面一头热，在温州经济计划委员会的调查中，官员直截了当的对我说，温州并不象外地人说的那样，政府有一大堆的优惠政策对待个体、私营企业，温州也不存在专门的中小企业局，尽管温州经济总量中有80%~90%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因为整个政府的机构设置都是全心全意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调查的当天，我们得知浙江省委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放手发展比较优势。
另外，作为非公有制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个体、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国内领先，确实让人感到奇怪。2002年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请到了温州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当谈到个体、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时，南存辉很振奋，他说他们企业的党组织当企业出现困难时总是挺身而出，起到了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同时，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普遍大力发展党组织。去温州后，发现温州市委重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切实加强了这一领域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企业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其育人、创新、服务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企业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2．行会的创新
中国的行业协会的历史可追溯到对“行会”有确切记载的唐代。在一千多年后的发展中严重滞后。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温州行业协会的成长是迅速的。目前，温州市已有行业协会70多个，几乎包括了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所有工业和商业。在发展中，温州的行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1）温州拥有中小企业6万多家，98%的非公经济，行业协会把各个分散的企业联系在了一起。温州工业基本以“轻、小、加”为主，众多作坊式的小厂联合使边际成本递减，进而引起平均成本递减，意味着生产的次可加性（subadditivity）,即Σ(Cqi)> C(Σqi)。因此建立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使温州众多中小企业增强了产品（服务）的分工、降低了成本，打响了温州品牌，也降低了单个企业“单打一”的风险，实现“小商品，大市场”。
（2）目前温州的行业协会担当着进行行业自律，协调企业间、行业间、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为企业提供服务，突破低水平恶性竞争的桎梏，完善企业竞争机制等重任。根据经济学家鲍莫尔的看法，如果在产出量的一个贴切的范围内，成本函数是次可加的，那就可以定义一个产业在上述条件下是一个自然垄断者。从这种“企业理论”的技术观点来看，行业自律与企业竞争机制的完善是何等的重要。
（3）行业协会对外更代表行业内各个会员企业，维护企业正当权益，扫清行业发展障碍。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官司，温州一次次的从容面对。
（4）从行业协会官员的任命角度，温州大胆吸纳一大批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使组织成员的构成更趋合理。
（5）组织“网络”完善。据我们的调查，温州的行业协会具有多个层次。县行业协会、市行业协会、省行业协会层层紧扣。县行业协会有一套完整的本行业状况。市行业协会只是在县行业协会的基础上整合县行业协会…不忽视一个本行业企业，工作的周到程度可想而知。
3．企业制度的创新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要树立起这样的观念，世界上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市场容量在扩大、竞争环境在变化，企业必须随环境而变。当企业部分员工的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以及市场意识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时候，迫使你不得不考虑人才引进的问题。最高决策者应该少过问具体业务，把它交给更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去做。自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创造良好的条件、宏观调控和判断上。世界上的长寿企业，大都尽量避免集权化管理。这一点从温州正泰集团股权的数次变更上就不难了解。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集团的发展史上多次因为引进技术、人才而稀释自己的持股份额，再进一步调查不难发现，每次份额的调整都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转点。避免集权化持股，革新家族式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理念是卓有成效的。
具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现在，温州经济最缺两种人，一是战略企业家，二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与战略企业家的到来，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理念。南存辉不会担心某一天自己被新兴的“持股阶级”架空，留给他考虑的是企业的长远发展，尽管目前他只有企业20%多的股份。
在制度创新中，判别是否有效率应该看它是否能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战略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各种奖励措施的激励，一批批“新兴中产阶级”崛起后仍奋战在谋求独立、智慧与尊严的最前沿，形成了我们对温州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忧思篇
分析了温州奇迹的自身优势后，不得不遗憾的指出，温州在近年的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一.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这次据我们调查,在温州要有15亿元的贷款规模，才能基本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要求。而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只有20%的资金来自银行，60%的资金是通过民间的拆借，从地下钱庄、地下台会等渠道获得的。这种拆借方式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使我们不解的是，温州有那么多资金，怎么会缺呢？数据显示,2001年温州的银行存款为1200多亿元，存贷差比较大，大约在500至600多亿元。
银行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将这500至600多亿元放在了“保险箱”里。
l 现在银行贷款收不回来，要追究法律责任，因而对担保条件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同时企业间的信誉担保取消了，而中小企业的厂房大都是租赁来的，设备也不是共用设备，不能作担保抵押。总之，银行因此宁可不贷也不愿意承担风险。即所谓“惜贷”现象。
l 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差，即使在温州这样的中小企业发达的地区，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企业信用评级的体系。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企业没有被通过信用信号鉴别（Screening）良莠的可能。从而毫无成本的给社会造成损失，即对产生的外部性没有内部化的动机。银行放贷也不怎么放心。
今天，这些看似合理的解释产生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地下金融”了。它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存在形态：
1） 地下钱庄和民间“标会”。
具体的数据没有一个人能准确说出。
2） 民间借贷。
根据温州市工商联的调查，温州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靠民间借贷发家的，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创业者往往利用扩股的形式筹集资金。如在温州瑞安市，江南印染有限公司5个股东集资500万元作为企业的周转资金；三星胶鞋厂以每股50万元，分4.5股从社会上筹集到225万元的周转资金。他说，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共有16.7万家，资金来源60%靠民间借款。
3） 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民间借贷活动。
过去民间借贷的范围比较小，主要用于生活临时资金急需如结婚、建房等等，而现在，不仅工业、商业，就连办学校、办医院，也会采取向民间集资的办法。如果没有民间借贷，温州的桥头纽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壮大。
但是，地下金融毕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初期的一种融资形式，在经济发展的随后阶段，融资形式已经严重的与之脱节，此时一味的求速度是不可行的。应该在不憾动经济基础、不存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疏”通多种融资渠道，而不是盲目的“堵”。完成融资领域的升级，从重“量”的阶段跨越到重“质”的阶段。目前，政府对于这项工作是当之无愧的。
改革过程中应当从“地下金融”存在的优越性来看待接下来融资体系的改革。
1． 民间信用体系的完备性是地下金融存在的因素之一。在传统经济的发展环境下，亲戚、朋友间关系较为紧密，具有可信的“社会资本”，互相间知己知彼，交流与合作很便利。借贷的矛盾较少，不会引起社会的整体动荡不安。这也就是目前将这些地下金融金融拉出地面的措施所缺乏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市场调节常常比人为干预有效的论断也符合这种情形。
2． 稳定的自有资金来源是地下金融存在的因素之一。一位厂长说：“我厂自有资金2000万元，生产旺季时需要流动资金约4000万元，平时800~900万元的资金已经足够周转。多了贷出去，这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不足部分主要靠民间借贷。” 看来，“地下金融”的商机是无限的。剥除这一商机的困难可以想见。
政府究竟应该如何“疏导”民间金融市场呢？首先应当在各方面有针对性的比“地下金融”更具有优越性。
1）政府可以为大多数企业“营造一个适宜的信贷环境”。政府只是间接的出面，但资信程度就比原来的“小作坊”式的关系网大多了、强多了。
2）开启民间资金的多种投资“通道”。针对个体投资风险大的特点，应建立一批实力雄厚、规范运作、由专业人才管理的产业投资基金，将众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参与桥梁、道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这样，既避免了政府投资的“孤军作战”，又可为民间资金的保值增值找到出路。
3）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过去温州试点了浮动利率改革，后来因为金融体制的不健全，没能坚持下来，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减少民间借贷，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辐射力。加快民间借贷从地下到地上的合理转移及战略性改组。金融体制的改革，不仅要把目光盯住银行、证券，还要注意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建立小的投资公司、小的信贷公司、小的基金会甚至租赁公司等等，以这些富有活力的形式，发展面向民营企业的合作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基层商业银行也应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拓展“个人理财”业务，将更多的民间资金纳入到银行渠道中来。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跟不上已经严重的制约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鼎盛时期，温州大概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城市信用社。现在，根据有关政策，几乎全部被并到了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就目前民间金融机构来说，浙江就剩下农村信用社这一种形式了。由于产权不清的问题，农信社这个民间金融机构的主体让很多人哭笑不得。农信社事实上由农民集资成立，但是，现在要搞清当年的出资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农信社既没有董事，也没有董事长。农信社事实上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官办机构”。按有关法规规定，农信社实行一级法人，即每一个农信社都是独立的法人；县一级联社只是行政监督管理机构，而地区一级联社则在人民银行支行下设一个科室负责监管。但是，县级联社事实上成了一个全面负责其资产的所有、经营和监管的机关，并且也可以在联社内部调拨资金，负责城市信用社的合并谈判。目前，联社的负责人还统一称为主任。但是，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很多主任已经准备“改名”了——总经理。即使如此，董事长是谁呢？体制不顺，怎么去搞服务，怎么去谈管理？农信社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定位与职能。最初，农信社等民间金融机构的定位是为农业发展服务，但这个定位脱离了温州的现实情况。基金会清退后，紧接着就是城信社并入农信社。白象城市信用社就是其中的一例。近期有关财经报道采访了白象城市信用社董事长余世闻，他说：“嫁给商业银行是一步到位，条件没有什么变化；而嫁给农信社则是倒退，它还不如我们呢。” 农信社不想背包袱，把不良资产剥离出来留给余世闻，把优质资产移交给乐清市农村信用联社。从而用一刀切的办法将民间金融“打倒”。如果仅仅是一味的打压，那么谁也看不清温州金融市场的未来。
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组数据，浙江城市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比率为5％左右。到清理整顿时，因为没有流通，不良率一下上升到15％。即使这样，不良贷款比率也远低于目前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5％以上的比率，同样低于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泰隆和银座城市信用社是浙江公认的两个民营银行标本。但去年下半年，两家城市信用社发生的挤兑风潮让人们对小规模的民营银行产生了怀疑。但政府没能从正确的角度认识这一事件。现在急需的是建立类似的存款保险制度，而不是盲目的清理整顿，思想上认为银行不能倒，让银行充分竞争，让那些小银行在自由竞争中倒闭一些，才能够最终出现真正有竞争力的好银行。美国的监管角度也不是防止银行倒闭，而只是如何分流它的损失。有专门的存款保险可以保障中小储户在所有银行中的存款安全。银行为存进自己银行的存款购买存款保险，一旦银行破产，就由保险公司赔付给中小储户存款，这样中小储户不用担心银行破产，也就不太可能跑去银行挤兑了。
从长远看，国家必须在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的基础上消除证券市场、企业担保市场等的高度统一，允许地方证券市场或者催生三板市场，催生直接为地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多种渠道，把企业扭曲的融资方式扭转过来，才能使企业的发展走上良性轨道。
三． 工业园区的混乱局面
在温州市大大小小的地方，随处可见大小不一的工业园区。据统计，全市工业园区281个，其中瑞安102个，乐清57个，鹿城38个。布点多而乱，发展不平衡， 缺乏科学的规划和管理。大多工业园区在定位上不明确，急功近利，引进项目档次不高，服 务配套设施差。全市在工业园区管理上缺乏统一的领导，各园区管委会在建设管理上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但存在着重引进轻管理的现象。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致使进区企业审批程序烦琐，影 响了引资工作。各县、市园区趋同，定位不明确，专业园区缺乏分工，有无序竞争现象存在。各园区普遍 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科技含量不高的现象。
工业园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国家学来的，那里自然也是我们经验的来源。问题是为何诸如美国的硅谷、德国鲁尔工业区都成功了，而我们仍处在痛苦的边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门槛太低，所以大家一哄而上，低质量的无序竞争现象才会存在。工业园区成为了各类企业的杂居区，由于企业性质大相径庭，缺乏硅谷那种在酒吧里自由讨论，交换思想，形成许多技术构思，很快把想法变成实际的创业氛围。
工业园区是培育扶植中小企业的孵化器，门槛低了，进区企业的档次下降，会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什么企业都让进。从产业升级的高度来思考，工业园区的事就好办了。当然，低收费、减手续、重领导也是很重要的。
四．产业升级的滞后及其引致的无品牌恶性竞争
在温州，我们无论是在大街小巷都会看见这样一幕，整条街全是卖同一档次衣裤的店铺。政府没能将一个个零星的资源整合成一个个有规模优势的联合体。在温州，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当“小作坊”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政府没能给予足够的产业升级指导，致使温州的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在温州改制的这段时间内，大量的中小企业充斥于温州的各个行业，特别是作为初级加工业的服装业、打火机业等。其中，温州的打火机被判低价倾销，其中低于2欧元的将被欧盟的CR法案驱逐于欧盟市场以外。服装业常常不思进取，傍香港的某些名牌，从事低价的假冒伪劣的行径。
眼见这些，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尽快改变这一现状？
第一，政府应该让企业在（优品，劣品）间的博弈重复无穷次。即政府应该为企业创造一个长久稳定的环境。让企业没有一种随时将人为的遭驱逐的危机感。重复无穷次这一条件是重要的，因为若重复的次数是有限的，在T〈+ ∞ 时，博弈结束，那么在T期，博弈的多方必然为争夺最后的市场而出现Bertrand均衡，这就是一次性“囚犯的困境”。由于在T-1期的策略组合不影响多方在T期的策略选择，所以，在T-1期又会展开恶性竞争的（劣品，劣品）…直到T=0期都是纳什均衡。这里的问题是，在T期由于没有未来，是企业的末日，人心变坏，未来利益对于人们行为的制约不复存在，便有不合作（不顾社会效益）的结果。
第二，引入贴现因子δ的概念。令δ=1/（1+r）(其中r为市场的利率水平)，使δ足够大。这个条件就是说，使将来的收益经贴现之后还比较值钱。即人们对于时间比较有耐心，而不只图眼前利益。政府在这一点上应该完善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各个行业中的企业充足的市场信息、完善行业协会的建设。而近期的“温州服装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温州男装展演巴黎中国文化周”、提出“穿在温州”构想、举办服装新国标培训班、藤桥镇成为服装出口创汇基地等一条条新闻应该对各服装企业家时间耐心的延长是一个促进。
温州的发展正从一个低水平的增长向一个高水平的增长跨越，这也是许多“转轨”国家正经历的。在加入WTO的元年，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也有胜利的喜悦。想到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刘易斯的“二元” 理论，我们深感重任在肩。回忆“发展极” 理论、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 理论，我们又略感欣慰。
中国发展的每一天都在创造奇迹，温州就是中国的发展巨浪上的一朵浪花。愿温州走的更好、更稳、更高，在发展的浪尖上升华……
于金陵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