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杂志2005年第4期第56-59页)
美国商务部二月十日发布的新闻简报，称美国二○○四年贸易逆差高达6,177亿美元，连续三年打破历史纪录。其中，中美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超过排位第二的日本752亿美元的两倍。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及中美贸易逆差的快速上升，再次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尽管美国贸易逆差急剧上升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消费高企、储蓄不足，但美国部分国会议员不从自身找原因，亦无视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而是对中国横加指责，试图再次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
就在新闻简报发布的前一天，佛蒙特州的无党派众议员桑德斯，同其他61名众议员联名提出了一项议案，指责中美贸易逆差的中方责任、夸大中美贸易逆差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冲击，并建议取消同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尽管这种误导性的议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极小，但其观点具有相当的煽动性，渐有甚嚣尘上之势，故有必要澄清美国贸易逆差的真实含义，深入分析中美贸易逆差背后的真正原因。
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规模究竟有多大？
由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承接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并表现为中美贸易逆差的逐渐增加，因此，某种程度的贸易逆差其实是国际分工的合理反映。然而，美国政府以捕风捉影式的政治或国家安全为籍口，对向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施加诸多限制，造成了国际分工的扭曲，人为地扩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同时，美国官方采用的统计方法，进一步放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造成了中美贸易逆差实际规模的严重高估。
美方统计方法高估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把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另一方面，它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中美双方在最近五年的官方统计数字如表1所示，它表明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的偏差虽有逐年减少之势，但仍然很大，美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
表1. 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亿美元）：美国口径与中国口径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美国官方数字(1) 686.77 838.33 830.96 1030.65 1240.68 1619.78
中国官方数字(2) 224.69 297.36 280.80 427.08 586.01 802*
（1－2）/2 205.7% 181.9% 195.9% 141.3% 111.7% 102.0%
数据来源：美方数字引自美国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中方数字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引自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公报。
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的差异而对中美贸易逆差进行修正（介于二者之间，但更接近于中国官方数字），经过调整的贸易逆差数额仍然远远高于其真实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贸易模式。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由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它一方面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加工贸易模式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并且，由于劳动成本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措施大，大部分附加值进入了外商的口袋，中国政府和中国员工的所得非常有限。
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地区结构看，欧盟和中东等地区所占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地区对美逆差则呈下降趋势；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把它们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工资较低、对外资存在税收优惠，这种产业转移和贸易顺差的转移的大部分利益由外商及其母国获得，但在国际收支中则表现为中国顺差的上升。以日本为例（如图1所示，均按美国官方数字计算），一方面，美日贸易逆差在美国贸易总逆差的比重曾远远超过中美贸易逆差的比重；另一方面，中国和日本对美贸易逆差的总和在其总贸易逆差中的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起基本趋于下降，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而将原有的部分美日贸易逆差转变成中美贸易逆差。
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在技术密集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国际贸易的正常模式，中美双方各自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美国政府通过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向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中美合理国际分工的人为扭曲；同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的加工贸易模式，使得中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快速上升，事实上超过8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由两头在外的外资企业进行的。对于由此造成的贸易逆差，美国显然应负主要责任。
综上所述，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形成，主要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实质上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而美方的统计方法则进一步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对于中美贸易逆差，美方指责中国政府采取了违反WTO协定的政策，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中国政府很好地履行了加入WTO时的承诺，倒是美国政府屡屡无事生非，通过各种方式阻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除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反倾销、非关税贸易壁垒和烦琐手续等方式，对中国的产品进出口设置了重重障碍。例如，自加入WTO至去年岁末，中国共遭遇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为35亿美元，其中由美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的金额就高达18.5亿美元；在烦琐手续方面，美国二○○○年出口审批时间平均为39天，但对向中国出口的审批时间则平均为70天左右。此外，美国还通过绿色壁垒、生态标签、产品包装、商品检疫检验、技术规范等各类非关税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施加诸多限制。
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规律的作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和制造业在GDP和就业方面的比重日趋下降，美国经济正进入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后工业时代。在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美国通过进口廉价的日常消费用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享受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使美国能够充分享受这种利益，而且甚至可以做起无本生意的买卖：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和开动自家的印钞机，美国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用原本的“废纸”，换取欠发达国家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世界人们的血汗维持美国经济的繁荣和民众的高消费！
对于中美贸易，美国政府和一般民众同样享受到了巨大的利益；桑德斯等议员所说的对美国农业和制造业就业的冲击，不过是转移国内视线的捕风捉影式的观点，缺乏任何现实经济依据，只会扭曲事实真相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两大利益：其一，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资源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并维持其国际领先地位；其二，这些价廉物美的中国出口商品有助于维持美国的物价稳定，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在运用低税率、高财赤、低利率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维持巨额军费开支的同时，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冲击。如果没有中美贸易的快速增长，美国目前的低税率、低利率、财政贸易双赤等极度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早就把美国经济拖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尽情享受着高增长、高消费和物价平稳等经济繁荣景象。
即使仅就贸易本身而言，尽管中美贸易的快速增长能够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但从中获得最多利益的则是美国企业。中国进出口超过50%属于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在中美贸易中的比例更是接近70%。由于税收减免和土地优惠，中国政府从外资企业那里得到的利益低于国内企业，而中国员工则由于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以及相对滞后于国内企业的社会福利措施，其得到的利益要低于人们通常的预期。相反，外商则通过全球范围的转移定价、利润分享和股利分配，享受到了远超过会计帐面上的利益。仅以汇回美国的帐面利润为例，二○○三年美国共获得对外直接投资收益1,875亿美元（根据美国官方国际收支平衡帐），且呈快速上升势头，目前每季度已接近600亿美元。当然，以上对美国得自中美贸易的利益的分析，还没有包括中国产品出口对美国仓储、运输、批发、零售、保险和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出的贡献。
当然，以上仅是对国际收支平衡经常帐户的分析，如果将经常帐户和资本及金融帐户结合在一起，美国得到的利益则更令人咋舌。根据国际贸易基本原理，美国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元的流出，即美国人要为过多地消费进口商品付钱，那么他们用什么支付呢？其窍门就在于国际收支的资本和金融帐户。美国人为商品进口付钱的途径有三：一是开动印钞机印刷美元钞票，其成本远远小于美元代表的价值，差额就是人们常说的铸币税，美元的霸权地位和此种付账方式意味着美国在向其它国家或地区征税；二是发行国债供其它国家或地区购买，其实质是以低利率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借钱；三是出口商品进行交换。至于贸易逆差部分，实质上就是前两种途径的某一种：或者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征税，或者通过让其他国家或地区购买美国债券，以低利率向国外借钱。美国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的实质含义，是通过向中国等贸易伙伴征税或借钱，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的高消费，并形成了如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向美国纳税或借钱给美国，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
例如，中国和日本是美国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其外汇储备分别超过6,000亿和8,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以美元或美国债券形式持有，而前者意味着向美国缴纳铸币税、后者则意味着借钱给美国。以二○○三年为例，美国当年贸易赤字共计4,965亿美元，但在资本及金融帐户，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等形式，官方向美国奉献了2,486亿美元、企业等非官方部门向美国贡献了5,806亿美元，其中有166亿美元属于增持美钞。正是凭借世界各国借给美国的8,292亿美元，美国不仅为价值4,965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付了账，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对外投资。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它绝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往往还有无本生意的机会：除了征收铸币税，美国还可以通过美元贬值让那些债主血本无归！对于那些因贸易顺差而不得不增持美国债券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这些美元债券是用辛辛苦苦的生产、一点一点的出口顺差积攒起来的外汇买回来的 ；而对于美国而言，它们则是像印刷报纸一样印刷出来的，美元贬值造成的债券价值缩水对美国没有多少损失。
对于上述利益，美国政府心知肚明，故为维持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不遗余力。但对于贸易自由化以及国内政策不到位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美国政府、尤其是竭力讨好部分选民的国会议员，则往往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贸易伙伴，美国议员桑德斯关于中美贸易逆差抢走美国就业机会的叫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美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和制造业等传统部门在GDP和就业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二○○三年，美国农业部门创造的GDP和就业人数分别只有984亿美元和75万人（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4-2005, pp.529,534），而制造业占美国全部GD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为12.68%和11.18%（同上，pp.628,634），美国就业和产出日趋依赖于服务业部门。从中美贸易的角度看，其一，农业和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下降完全是美国产业调整的结果，中国日常消费品的对美出口最多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替代，根本谈不上抢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其二，即使中美贸易真的对美国传统部门就业有影响，其影响程度亦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相反，由于服务业在美国的产出和就业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中美贸易在美国服务业领域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远远大于对农业和制造业的影响。
美国产业结构带来的问题完全是自身的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想提高农业和制造业就业，其实有着许多很简单的途径：第一，放弃高新技术领域和服务业的发展，重新返回农业社会或工业化时代，但这肯定是每个美国人所反对的；第二，废止最低工资法和各种劳动保护条例，让美国农民和工人的工资下降到低于中国劳动者的水平，但美国农民和工人肯定会跳起来；第三，积极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用高新技术部门和服务业等优势部门创造的剩余，提高农业和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同时要完善针对传统产业员工的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措施。毫无疑问，最后一种途径是唯一积极可行的做法，转移视线、指责别人甚至泛政治化，根本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其国内经济政策造成的消费高企和储蓄不足，其根源则在于政府日渐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民众过度消费的消费模式，而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美元的霸权地位，则为这种靠借债和进口维持高消费的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保障。对于来自中美贸易的巨大利益，美国政府当然了然于胸，这也是它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并保证中美贸易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国会议员和媒体则与之不同，他们往往为表面现象迷惑，更为关注少数群体的奔走呼号和激烈举动。尤其是国会议员，如果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在贸易自由化中受到损害并反应激烈，他们倾向出于政治目的、以狭隘的目光提出极端议案，来取悦选民、吸引媒体目光，甚至无中生有、混淆视听。中国则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加，而经常成为他们的指责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