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霍尔（Hall）曾经指出：“企业对艺术品的购买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企业艺术’市场。这个市场本身也遵循着‘金钱话事’（money talks）的逻辑。于是，艺术日益被有钱购买它们的个人或群体所塑造。”霍尔的感受无疑是真切的。因为在很多时候，企业的收藏行为常常会导致其他企业的跟风效应（herding effect），并因此而不断强化这种效应。举例来说，1987年3月，日本安田保险公司以58亿日元的高价夺得了凡·高（Van Gogh）的名画《向日葵》。此后不久，毕加索（Picasso）的名作《卖艺人与小丑》旋即被日本零售业巨孽——三越百货公司以48亿日元的价格拿下。而三越百货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西武百货公司也不甘示弱，随后以13亿日元的价格买走了莫奈（Monet）的名作《睡莲》。1989年12月，日本奥特波利斯公司更是通过卫星竞投的方式，以75亿日元的天价拍得了毕加索最重要作品之一——《皮耶瑞特的婚礼》，令安田保险公司也相形见绌。
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与此非常类似。包括“一页宋版，一两黄金”、“黄金有价，均窑无价”、“黄金万两易得，田黄一颗难求”、“家有钱财万贯，不如宋瓷一件”在内的名言俗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清代的钱泳这样感慨道：“贫贱近雅，富贵近俗。雅中带俗，可以资生；俗中带雅，可以处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正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的追求。以曾经因耗资3317万元港币购回圆明园生肖铜像而名声大振的保利集团为例，该企业近年来投入到艺术市场上的资金累计已达七八亿元人民币。此外，万达集团、今典集团、中凯集团、围城置业、天地集团、金轮集团等资本雄厚的企业也早就踌躇满志，纷纷试水艺术市场了。虽然关于企业收藏对艺术市场的影响这个问题，显然见仁见智，但是，谁都无法否认，企业收藏对艺术市场格局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企业收藏的动机何在？
据估算，在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的总成交额中，国内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投入已经占到了4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问，企业收藏的动机何在？经验地看，企业收藏的主要动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投资工具
马尔科姆•吉（Malcolm Gee）在对法国企业的收藏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商业人士和金融家热衷于在艺术市场上大显身手。不仅因为他们的财富惊人，而且因为他们精通大额的风险投资决策。因此，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在这些商业人士和金融家看来，艺术品显然是一种不错的投资工具。事实上，国外的许多银行都把3%左右的利润用于艺术品投资。例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下属的250多家分行就在进行着公开的艺术品投资。迄今为止，该银行已经收藏了超过10000件艺术品，比德国现代美术馆的艺术品数量还要多。此外，新加坡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新加坡星展银行（DBS）也分别拥有1500多件和1300多件艺术品。而瑞士银行（Swiss Bank）、英国富林明投资银行（Robert Fieming Group）、意大利圣保罗银行（San Paolo）、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West Pacific Bank），以及亚洲地区的泰国泰华农民银行（Kasikorn Bank）、中国台湾玉山银行（E.Sun Bank）等金融机构也一直都在进行着艺术品投资。
2.满足高层需要
《企业艺术》（Corporate Art）一书的作者马托瑞纳（Martorella）在对1000多家美国企业的收藏行为进行调查后发现，超过70%的企业都宣称，该企业的收藏行为源自首席执行官的个人兴趣。他进一步指出，当企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被集中起来时，企业高层决策者就有可能从企业的收藏行为中获益。因为他们可以将股东的财富用于自己个人的在职消费。事实上，就我们对中国企业的经验观察来看，不少企业的收藏主攻方向确实与该企业高层的个人兴趣非常接近。例如，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就坦言：“开博物馆一方面是我的个人爱好，另外，也是天地集团在文化产业的尝试。” 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也透露：创办今日美术馆，与他的个人爱好有一定关系。因为他本人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和书画家。出于类似的原因，富华国际集团创办了北京紫檀博物馆，金轮集团创办了金轮艺术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一而足。
3.通过收藏避税
从理论上讲，如果企业不准备将艺术品转让出售，而是作为文化消费。那么，在企业做帐的时候，就应该将购买艺术品的开支直接计入“管理费用”或“营业外支出”。如果支出数额太大，也可以将其计入“长期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然后，在一定的年限内分摊入“管理费用”或“营业外支出”。如果企业不准备永久持有艺术品，而是打算待机出售。那么，在企业做帐的时候，则应该将购买艺术品的开支作为一种投资方式，计人“长期投资—其它投资（艺术品投资）”。在将艺术品顺利转让之后，再注销该项长期资产。而转让收入与购买支出的差额则应该作为“投资收益”来处理。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税务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些企业将艺术品投资的开支算作该企业的“经营设施”项目，摊入到企业的经营成本中，以此减少企业在帐面上的赢利数额。由于“经营设施”年年都要折旧，最后将折得所剩无几，成为零资产。然而，艺术品实际上却未必在贬值（甚至在不断升值），最后还可以合法地转归个人。某些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减少甚至规避税收的目的。换句话说，企业的收藏行为确实有合理避税之嫌。
二、企业入市是利好消息？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闫振堂指出，在该协会注册的5000多名正式会员中，企业家约占20％，而且，申请入会的企业家现在仍然络绎不绝。不仅如此，目前活跃在北京、上海等地各大拍卖会上的新面孔，70—80％都是企业家。据南京赤马画廊总经理马葆群透露，在南京的房地产领域，目前至少有二三百个企业家在进行着较大规模的艺术品投资。浙江省文化文物管理办公室稽查队副队长卢炳均表示，仅在慈溪和宁波两地，艺术品投资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家，就有二三十位之多。中联国际拍卖公司书画部总监夏锄则指出，在许多拍卖会上，一些熟悉的面孔频繁露面。江浙富豪现在像炒房子、炒股票一样炒艺术品。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对某个画家的作品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先把这个画家的所有作品买断，然后囤积起来，在斥巨资进行宣传、包装和炒作之后，将这些作品适时抛售。
2005年下半年，“温州财团1200亿砸向艺术市场”的谣言更是在艺术市场上闹得沸沸扬扬。“最近，艺术市场可能会有一笔1000亿的热钱流入，这笔钱来自温州财团”的小道消息也许确实并非空穴来风。问题是，即使这个消息随后得到了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的证实——“确实如此，温州财团做房地产生意的资金有7000亿，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大概有1200亿闲置下来，这些地产商将把这笔钱投向艺术市场。”——但最终依然没有扭转2005年年底艺术市场整体下跌的调整行情。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希勒（Shiller）在对美国证券市场进行长期研究后感慨道：“新闻媒体无论是在为股市变化进行铺垫，还是在煽动这种变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似乎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迹象。就短期的经验观察而言，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企业入市是所谓的利好消息。
三、收藏的门槛“水涨船高”
北京荣宝拍卖公司办公室主任王为认为，由于市场价位被一步步抬高，传统的收藏者和一般的艺术品经营商将与精品市场渐行渐远。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富势力成为了这个游戏的大玩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的门槛显然正在“水涨船高”。举例来说，从2000年1月到2004年6月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陆俨少的书画作品除了在2000年底有过一个比较明显的速涨速跌行情以外，几乎一直在持续盘整。但是，自从2004年6月26日，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春季拍卖会上，陆俨少创作的《杜甫诗意图百开册页》被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以6930万元的“天价”夺得之后，陆俨少书画作品的总体行情开始明显地启动。
四、资金来源决定市场前景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凯夫斯（Caves）曾经指出：早在1970年代，一些企业就将艺术品视为对抗通货膨胀的有效对冲工具。在适当的时候，企业也会将艺术品卖出，以实现资本利得。马托瑞拉（Martorella）的研究也证实：“1980年代，就有1000多家美国公司在从事艺术品的收藏活动，他们在一些区域市场上购买的当代绘画作品，已经占到了市场总销售量的50%。企业的收藏行为通常开始于企业利润丰厚，现金流充足的时候。而在企业经营的困难时期，或者企业控制权发生变革的时候，企业通常会出售这些艺术品。”
总的来看，企业在艺术市场上投入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企业在以前积累起来的闲置资金；第二个来源则是企业不断产生的“现金流”。这些资金的来源将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决定企业的收藏行为和艺术市场的前景。在艺术市场上投入的资金已经超过亿元的北京瑞宝赛博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邢继柱表示，自己购买艺术品的数量和时机，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现金流”情况，他决不会把事关企业发展前途的资金投入到艺术市场上。徐龙食品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则坦诚地说：“这么大的企业，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呢？万一有个需要，死钱就应该变成活钱。”企业入市的资金来源情况使得我们对企业收藏的前景，以及由于企业入市而给艺术市场所造成的影响都不持乐观态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运作良好、资金充裕的背景下，抱着各不相同的动机入市的。这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很有可能会由于日后的经营不善、资金短缺、高层易帅和企业政治等诸多原因而将艺术品大规模地出售变现。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环境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都是一种难以有效规避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一旦经济环境稍有恶化，实际上很容易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预料到，当许多企业大规模地抛售艺术品时，将会给艺术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巨大冲击。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收藏与企业家收藏实际上是两种大不相同的收藏行为。尽管对于许多民营企业而言，二者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我们承认，作为个人行为的企业家收藏显然无可厚非，但是，像某些企业那样在艺术市场上不计成本、一掷万金、哄抬价格、醉心炒作的举动，无论是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言，还是对整个艺术市场来说，都是不负责任和前景堪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