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何其之长，人生道路何其之短。也许之所以大多的人无法效仿陶五柳抱膝危坐，笑傲风月，或之如谢灵运品评毓秀、泛游富春……在人生之大道能历经人世红尘而不倒，就在于那老成之心渐久而赤心逐逝。“人得赤心亦得老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往往我们为眼前的利益或之近期的目标而奔跑追逐，而消磨流光，而怅然欣喜，而患得患失……可是真正从宏观的人生俯瞰往之，也许才会明白，原来这得付出如此巨大的机会成本的同时所做的事又是多么的毫无意义。
经济学中有这样一种命题，或之说为定理：“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的试图获得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的最大化。如此，就真的不难理解，当今的我们，所谓受过教育、非常理性的我们，也许正在逐渐失去内心柔软深处的某些十分感性的情感。曾经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对“经济人”假设做出了修改，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既不在完全理性中驻足，也不在非理性处有失偏颇。可是往往我们是否在当今的社会中后知后觉地才发现自己正在身不由己地正在向往着完全理性的方向前进呢？常常在图书馆为进社科馆抑或是经济馆而踌躇不前，拿着宋词或者小说往往就心怀忐忑，坐卧不安，而拿起《经济学原理》“品读”或是掸去《国富论》上的一丝灰尘的那一刻时，心中似乎才会尘埃落定、心有所钟。尽管这一切已经不再是作为第一次的感性与理性挣扎下的选择，尽管对其丝毫看不进去或是对其所述不知所云却也能坐落的心安理得。也许，我们真的在某一个交替作用太过强大而进行选择的瞬间时已经能够摒弃感性的认知而是拥有“完全理性”的心境与世界，难道不是吗？
喜欢历史，却学习了经济。尽管对哈耶克、曼昆、亚当·斯密、熊彼得……等人的生平事例耳熟能详却对其著作与观点所知寥寥无几……“经济人”假设或许随着“经济帝国扩张”而早已经为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认知、认同与借用，抑或者说是除了经济，此假设更适合用于社会，用于莘莘学子与大众。因为它提供的假设正是我们所正在逐步获取并早已打破均衡、达到制高的——理性。有时候，真的，我们是不是有些，太过理性？
其实，谈起卧薪尝胆，常常会令人想起勾践，抑或是更多的想到他身边的股肱重臣文种与范蠡，若无此二人，如何能成全“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春秋奇迹。其实更多的，在同样的为复国而戮力的道路上，文种为人，而范蠡为民。文种为勾践一人之短长得失而尽心辅佐，可谓鞠躬尽瘁。而范蠡更多的是为了大众百姓免于战火兵戈而促使越之中兴。最终，文种因不听范蠡劝告而为“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箍咒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与此同时范蠡却轻易“忘记”了勾践当年共享富贵的誓言而归隐山川，成为了泛舟五湖，富甲一方的陶朱翁。古人云：率性而为，是为真人。相比范蠡，文种似乎表现得太过理性。其为人为事者，城府之重，心机之深，术数之精，早已算好了吴越成败、算好了贫贱荣华，却独独算错了勾践，算错了自己。其实如同范蠡那般率性而为，摆脱理性的羁绊，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所剩之人生岁月。
“经济人”假设下所覆盖的情感太久太深，也许，我们真的应该真正做一次“真人”。真正去遂心、遂愿地去做一件事，不必太过计较其中的得失，况且真正从人生的高度俯瞰，此事的得与失，又会有什么样的界限与区别？有时候，我们工于计算，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单单计算时的机会成本，又会有多么庞大呢？举例之：当我们正在为玩与学之间踌躇不定时，也许其计算花费的时间已经够用计算一道题，或者打一阵乒乓球了。
有时候，真的不必太过理性。
翻翻《文选》，留恋于《文心雕龙》，蹁跹于《世说新语》……也许我们常常对魏晋名士之所为所做所事者不胜叹羡。有人夜半乘船寻友，有人玄道秉笔不辍，有人高论天下名士，有人笔数兰亭集序……那该是如何的心境，那该是将“理性”所置为何物。他们，也许早已脱离了“有限理性”，而是对但求心之所安而心向往之。
“经济人”假设下所覆盖的情感，如何，或之何时何地能从内心深处而喷薄而出。也许妥协的太多终会令我们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