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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徐瑾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
财经作家徐瑾在新书《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中,列举了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经济转型”无疑是现在的焦点问题,记者梳理了论述现代国家经济转型的一些书籍,力图为关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读者提供借鉴。如徐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视野下考虑,很多当下的困惑其实也就不成为困惑了。
中国经济怎么了
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看似成功避免了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中,徐瑾提出了一个个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问题: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谁在推高中国房价?股市还有希望吗?改革何去何从?
国际大环境也没有那么乐观。该书认为,世界经济仿佛又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刻的峭壁边缘:美国主权评级被降、全球股市大幅跳水、欧元债务危机连绵不断、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作者借此发问:在这一次全球性衰退中,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独善其身?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鲁比尼在到访中国后,给出了他的判断:中国可能会在2013年之后经历经济衰退。因为曾成功预言次贷危机,鲁比尼此言一出,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弹。《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暂且搁置了鲁比尼观点的争议,徐瑾将鲁比尼的这番话视为一种警醒。毕竟经过三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人均GDP从不足400美元提高到4384美元,中国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际,也正处于社会转型各类矛盾集中爆发之时,行走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
另一本经济学新书《一炮走红的国家:探寻下一个经济奇迹》,也分析了中国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该书作者鲁奇尔·夏尔马是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负责新兴市场的投资家,他特别列举出几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劳动力枯竭、通货膨胀、政府债务、体制问题和消费不足等。
夏尔马在书中反复强调,如果中国无法将若干关键问题解决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无法踏上高收入国家的征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近年来频繁出现,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在《一炮走红的国家》的书评文章中说,去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中,也同样有对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
如《一炮走红的国家》论述的那样,即便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并不一帆风顺,许多国家更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后陷入停滞。王军以经常被经济学家提及的阿根廷为例说,在上个世纪,阿根廷从许多指标来衡量都属于发达国家,然而,仅仅是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沦落为发展中国家。
印度和巴西的经济转型
最近几年,陆续有关注现代国家经济转型的书籍出版。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参照,徐瑾在接受采访时说:“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视野下考虑,很多当下的困惑其实也就不成为困惑了。”
曾长期担任《金融时报》驻印度新德里记者的卢斯,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为中国读者呈现了我们这个邻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又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众多的人口,印度与中国有很强的相似性。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印度近年来在经济上的发展令人瞩目,以至于经常有“龙象之争”的说法见诸媒体。
卢斯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了印度的发展全貌。在卢斯的笔下,印度尽管正快速崛起,却是个充满矛盾的奇怪国度:它是民主社会,但依然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羽翼渐丰的核大国,但依然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卢斯在书中指出,印度经济未经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却发展迅速,这是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印度的大量劳动力仍然生活在农村。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或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颇为相似。
一篇评论《不顾诸神》的文章指出,印度经济近年来的增速接近10%,如果能够进行更多改革,印度经济增长率甚至可能会更高。印度科技实力雄厚,每年培养的工程学毕业生达到100万人,这是美国的10倍。不过,卢斯也指出,印度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贫穷、艾滋病、环境和民主深化等。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一书,考察了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期拉美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聚焦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问题,这也是当下的中国正在面临的挑战。
在拉美国家中,巴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迅速,跻身“金砖四国”之列,未来几年内有望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一书介绍了巴西的崛起。在作者罗伟林看来,巴西的发展具备先天的资源优势,又与中东产油国存在本质不同。除了出口石油等资源,汽车和飞机同样在巴西的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它既是“工业巨人”,也是“农业超人”,这是中国、印度乃至美国无法企及的发展优势。
罗伟林分析,巴西的发展得益于政府延续20年的市场友好型政策。在巴西,尽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仅仅是监管和指导,而非直接介入市场。
中国经济转型离不开深化改革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徐瑾看来,后发国家追赶过程、路径各不相同,这挑战了一些既有的经济共识。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可以证明这个观点。这本书举例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遭受重创的东南亚国家纷纷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求助,但后者开出的政策处方却事与愿违。同样接受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标准处方的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经济依旧陷入困境。而特立独行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却延续多年。
经济教条失灵的案例并不鲜见,近邻俄罗斯的经历便是深刻的例证。《中国经济怎么了》一书有相似的思考。徐瑾在书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起初被和俄罗斯一起比较,但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路径后,经济逐渐起飞；俄罗斯则在采用西方经济学家的“休克疗法”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陷入低迷。此后,中国又被认为是下一个日本。“中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以制造业发家的工业化路径,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覆辙呢?当时,日本在外在货币升值压力与脆弱金融系统的压迫下,房地产以及证券泡沫破裂,产生大量不良贷款,经济十余年持续衰退。”徐瑾认为,尽管中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国的投资过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泛滥可怕。
随后的“龙象之争”则将中国与印度参照,但正如徐瑾指出,从产业结构上看,印度的服务业占据主导,而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是制造业。
那中国经济转型的“处方”何在?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王军在《一炮走红的国家》的书评文章中,重点阐述了改革的迫切性。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基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框架已见雏形,但进一步改革现存体制中的痼疾和完善目前的社会结构,丝毫不比过去30年急剧的改革和变迁来得容易。“从多个层面和因素来看,未来的改革会更加艰难。”王军指出,30年前,改革起步时,社会各界对此有较深的共识,而现在庞大且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成为改革的强大阻力,“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动这部分人的‘奶酪’,触及中国某些人的利益比触及这些人的灵魂更难”。
罗德里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法治,是应对经济逆境和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他看来,中国善于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但为保持持续发展,仍需加强开放、透明与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