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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思维》书评:阿伦特的“精神共和国”


 
   《精神生活》是汉娜阿伦特的最后一部著作,原计划分“思维”、“意志”、“判断”三部分。当阿伦特于1975年12月4日因心脏病突发溘然辞世时,此书仅完成了前两部分。该书最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这对中国读者了解阿伦特晚年的理论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阿伦特早年师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学习哲学。1933年纳粹执政后,她开始思考政治问题。她曾自称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政治思想家”;其主要著作也大多围绕具体政治问题展开。但阿伦特何以在晚年开始创作一部貌似纯哲学的《精神生活》?其意图何在?
  如阿伦特所言,她探讨精神生活的起因有二:一是她在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对“恶”的问题的思考。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她提出了“恶的平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在她看来,艾希曼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思无想”,他满口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体现了他精神生活的空洞。阿伦特由此发问:极权主义之“恶”与这种“无思无想”的平常人是否有重大关联,作为一个公民,是否需要具备某种特定的思维能力?
  第二个起因,是她在《人的境况》完成后,一直感到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予以关注。《人的境况》原名“实践生活(vita activa)”,而自古希腊以来,“实践生活”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就被思想家们清楚地区别开来。阿伦特分别探讨了三种活动,即劳动、制作和行动。劳动满足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制作创造了一个文明的世界,行动则是表明个人身份、展示真我风采的活动。行动与语言相联系,它是阿伦特所说的真正的政治活动。相应地,在《精神生活》中,阿伦特也探讨了“沉思生活”的三种形式——思考、意志、判断,《精神生活》可说是《人的境况》的姊妹篇。
  以阿伦特之见,思考面向的是过去,一切思想都是事后观念,它是一种个人从世界撤离后,在孤独状态下进行的活动。思考并不创造价值,它没有边界,其结果则是意义的获得;它促使人良心发现,为区分善、恶提供准备。而意志面向的是未来,关注的是“我”打算做什么,有意志的个人为未来而活着,它也使行动的发生成为可能。判断面向的则是现在,它要对善恶、对错或美丑进行区分,是个人寻求他人赞同的过程。
  正如行动是实践生活的三种形式中最为阿伦特关注的,在思考、意志、判断三者中,判断是阿伦特重点阐发的对象。判断是一种政治性的精神活动,而判断力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已写出的前两部分,固然让我们得以在西方思想史脉络中去把握“思考”与“意志”,但更为精彩的或许是那没有写出的论“判断”的部分。
  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她从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的论述中,借来“扩大的见地”、“再现式思考”等关键词汇,构筑了判断理论的基本框架。
  “扩大的见地”是指“站到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预期的他人进行交流,希望获得他人的同意。在做出判断时,个人的私下想法进入公共领域,接受众人之检验。这种政治思维的特定样式,在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按照康德的论述,当人们说一朵玫瑰花是美的,既不是出于对这朵花的主观偏爱,也不是根据某个客观原则,而是一种诉诸他人的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期望他人赞同他的说法,想象与其他人在一起欣赏这朵花。
  显然,政治判断能力与人的想象力相联,它是一种再现性思维的过程。通过从不同的观点审视给定的问题,在心中使那些并不在场者的立场再现,政治意见于是得以形成。判断者心目中列出的不同观点越多,再现式思考的能力就越强,最后的结论即政治意见也就越是合理。
  不过,虽然阿伦特强调判断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性,但她同样也关注思考、意志、判断之间的关联。三种能力中,没有一种应当支配其他两种,每一种都是不可或缺的,好的心灵状态应是三者的和谐相处。
  可以说,阿伦特是在试图构建一个精神领域的共和国,《精神生活》一书关注的乃是一种良好的心灵秩序。这一精神共和国的构建与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密切相联。
    由此,阿伦特晚年的“哲学转向”必须放在她一生的政治关怀中去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换言之,她晚年并非真正地放弃政治而转向哲学,而是在继续探讨政治的精神层面——即“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to think politically)”这一重大问题。

   《精神生活思维》,参见本刊2006年第23期“本刊11月荐书”。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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