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典
《喧嚣的九十年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张明、何璋译，杨学钰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虽然索罗斯对此书评价过高，但这本书仍然不失为“新经典”，关键在于——例如第233页对“看不见的手”神话的评论，这些文字带有越来越强烈的批判经济学倾向。
市场经济究竟是自发演化，还是与市场经济参与者们的策略行为共生演化的？在最近几年的制度经济学讨论中，这是一个问题。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许多“案例”，它试图说服我们相信“市场”从来都是参与者们的策略行为在均衡或非均衡时的结果。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李泽厚著，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一版
这本文集，作者自述的感受，犹“五味纷陈”，骄傲与遗憾并存。
遗憾之一，在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以来，作者诸多著作的“基本观念几乎毫无变化”，“圆心未动，扩而充之而已。”但这本书毕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李泽厚思想的或许是最终的框架。
上篇“实用理性的逻辑”，立意很吸引人。实用理性，可能有逻辑结构吗？李公为了回应这一西方式的问题，开篇就讨论“度的操作本性”，显出不凡的思路。“度”是“质”与“量”的黑格尔式的综合，它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是“实用理性”——表达为符号逻辑“A≠A±”，成为李泽厚提出的“历史本体论”基础上的哲学的“第一范畴”。
知识与情趣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威廉伊斯特利著，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中国大陆或许已经把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看作理所当然，但除了极少数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市场，整个发展中世界在二战后的增长始终步履蹒跚。
作者以其在世界银行的亲身经历，结合增长理论和经验研究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刺破了林林总总的治标不治本的发展药方。
而“本”是什么？如钱颖一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言，不过是“把激励搞对”。中国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制度变迁、国际产业结构性转移和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伴随着胶着难解的重重障碍，这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没有“把激励搞对”。
对于中国的警示在于：如果激励错位最终体现为长期增长绩效的恶化，那时可能已经太晚，逼迫我们也不得不“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了。
《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康国雄是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关爱，虽然中学时代受共产党影响，成了反蒋急先锋，但在肃反运动中被同父异母哥哥一家诬陷为“蒋介石的干儿子”，继而在“文革”中被自己的顶头上司端出来，备受打击迫害。尽管章士钊帮助反映情况，周恩来总理三次指示保护，都无济于事；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得平反纠正。
此书反映普通人在极左路线和政治风浪中艰苦坎坷的一生，同时有许多历史掌故、奇闻逸事，使读者对人生的诡谲、人性的善恶有深切体悟。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史景迁著，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王氏是17世纪山东郯城的一个普通妇人，她不愿忍受现状，和情人离家出走，却又走投无路，只得回到家中，当晚被丈夫掐死。这个普通的故事在书中大约只占五分之一的篇幅，用它来做书名，表明了作者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而非帝王将相的大历史；另外一个用意则在于，这是一种类似于“讲故事”的讲述历史方式，是历史与文学的内在沟通。
本书描述了17世纪郯城人的生活，包括土地耕作和税收、女性的处境、地方恩怨带来的暴力，等等。其资料来源有三：一是《郯城县志》，二是官绅笔记，三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中大量引用《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不仅是因为蒲松龄与本书描绘的时间和地点有关联，而且作者认为，正是蒲松龄，而不是县志和官绅笔记，记录了郯城人生活内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