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有很多文章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讨论谁比谁厉害。不管是在国内外，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中国比印度的经济更为成功。从经验上观察，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对于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印度，各种解释众说纷纭。印度经常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自居。国内有学者就据此而论证，民主制度本身对于发展经济来说不是必需的，相反，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政治上的民主反而可能会导致经济上的停滞。因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实行民主制度，将会降低社会组织的效率，从而降低资源利用的效率。在这种论证中，似乎可以看到东亚模式（权力集中、政府控制加经济自由）优越性的影子。
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暂且不去管它。然而，解释印度经济落后，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印度可能比中国实行过更为彻底的集体主义计划经济，而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得多：中国是70年代末开始改革的，可谓领全球市场化改革浪潮之先声，而印度的改革从90年代初才展开，真正规模的改革是具有现在执政的瓦杰帕伊政府，他将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化的市场取向改革结合起来，并获得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大概也能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大开眼界。
“数学家的心灵”
为什么印度会搞上计划经济，并且比中国还要正规？在眼前这本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此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
1955年底，弗里德曼受美国政府委派，作为专家，到印度参加国际援助，担任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印度也有一个计划委员会，而且，其名誉主席竟然就是总理尼赫鲁！可见印度对计划是如何迷恋。当然，计划委员会实际的负责人是P·C·玛哈兰诺比斯，一位知名数学家，印度统计研究所所长。
针对计划委员会的这位负责人，弗里德曼写下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评论：
“数学家（无论他是纯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或是统计学家）都倾向于主张推行中央计划经济。首先数学问题不是对就是错，而‘一流’数学家都会同意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第二，数学才能经常在年龄很小时就表现出来。结果有着超常规数学才能的人年轻时就得到重用，因此一般都很自信。当进入经济学领域时，他们继续相信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他们有能力找到答案。”（第355页）
弗里德曼揭示了数学大规模入侵并且攻占经济学之后，导致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这些种数学家心灵，在哈耶克那里，被称为“工程师心态”。这种数学家心灵和工程师心态的根本问题，就是哈耶克曾经予以严厉批评的“理性的自负”，或者用哈耶克的诺贝尔纪念奖演讲的题目，叫做《知识的僭妄》。
这种理性的自负植根于18世纪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所代表的唯理主义。这些启蒙哲学家惊奇于刚刚显示其伟大力量的自然科学的成就，而不恰当地扩展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适用范围，他们普遍地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研究社会的唯一合理的方法。他们相信，在人类社会中，也存在着某些类似于数学上的定理或物理学中的方程式之类永恒的法则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人依靠自己的理性可以发现这些规律，从而可以利用这些规律改造社会，使社会生活更趋向于理性。
人的理性在经济领域中当然也具有神奇的效力。具有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相信，自己可以运用统计技术，统计出全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计算出什么样的价格水平，可以使供需达到平衡。正是沿着这样的思想方向，计划经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经济模式，不仅是最可取的，也完全是可行的。
印度文官的倾向
当然，光有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可能建立计划经济的，因为，计划经济与市场制度的重大差别在于：只需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普通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换行为，就可以自发地形成市场秩序；而计划经济却是需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才能建立并且维持的。而很幸运——现在看来是很不幸——印度有一群青睐计划经济的官员。
弗里德曼曾说，整个印度的文官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精英群体，几乎所有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被赋予很大的权利与独立性。”（第355页）而很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在去印度之前到过剑桥大学，他发现，在这里的经济学系，“占主导地位的人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只有少数人才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人在不因政治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第330-31页）
还有，剑桥是凯恩斯的大本营。凯恩斯去世后，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成为剑桥大学凯恩斯学的领导人，他们宣传的凯恩斯主义，容纳了如此多的政府控制和干预，可能连凯恩斯自己都无法接受。可以设想，由这里毕业的印度学生，当然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
不光是牛津和剑桥，还有当时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为第三世界计划经济支持者的训练所。哈耶克曾长期任教于这个学院，但在这里，更有影响的是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正是这个集团，推动了英国二战后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
而根据后来代替弗里德曼到印度担任制订印度五年计划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说法，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他说：“印度是（受）拉斯基影响最大的国家。”弗里德曼自己也观察到：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主宰”（但这段话笔者在中译本中未找到）。
这样，官员们提供了政府控制经济的意志和权力，而具有了“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则提供了科学的计划技术，于是，印度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而且，比中国更科学。中国的计划委员会似乎从来没有让一位数学家、统计学家担任过负责人，似乎还没有那样讲究过计划的科学性。而秦晖教授曾经反复强调过，中国的计划经济比起苏联东欧来，很不正规，没有达到非常严谨、科学——也就是说高度僵化——的水平，因而，反而给经济留下了一些自由的空间，使得企业家精神的火种得以保存。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印度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比中国落后，是因为当年中国人对计划其实很不认真。正是这种马虎心态，才使中国经济没有被具有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给彻底弄僵。
于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对于市场的运作，政府是否有能力进行精确的控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貌似精确的控制和干预技术，是否有他们所设想的那种神奇效果？
弗里德曼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在讨论具有数学家心灵的经济学家那一段话后面，弗里德曼引用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当权者总是以为他能像摆弄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得心应手地安排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中的各类成员；他没有考虑到的是：那些棋子自身没有运行规则，而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个单独的人都有他自己的运行规则，与立法机构可能要强加于他的法律有所不同。”哪一个政府能够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因此而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哪个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更快地发展。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韩莉、韩晓雯译，《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中信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