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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发展经济学译丛”总序

                            

  毫无疑问,就其重要性而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学领域内最为核心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加上其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发展的滞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在经济学的各个学科中,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一直是两个虽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的分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都陷入了低潮。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相比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 而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分析技术方面的因素。从经济增长的研究来看,自从索罗关于经济增长的经典文献发表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期,学者们一直无法解释增长回归方程中的"索罗残差"项, 而只能够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技术进步", 但却无法对技术进步因素作出内生化的解释,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中分析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还没有出现。而从发展理论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在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信息条件下对发展问题进行的各种分析,往往流于简单化,无法揭示问题的实质;而类似于结构主义等非正统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有意忽略经济人的理性假设,过分夸大市场缺陷和政府作用、倡导扭曲与压抑的宏观经济政策、鼓吹非均衡甚至是歧视性的经济路线,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具有主流经济学形式化水平的分析工具,所给出的结论往往无法让人信服。
  另外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由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Solow(1956,1988)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色色赶超战略的实践者,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剩余,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的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的初级产品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也好,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也好,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 1943;Prebisch 1959;Chenery 1961)。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但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困境之中,部分国家直至今日仍陷于原经济体制的桎梏之中而无法自拔。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使得著名经济学家拉尔在80年代初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死亡"的论断。
  在理论和现实双重困境的夹击下,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但是,这并不等于发展问题也不复存在,事实上,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一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现,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没有得到完全消除,就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成功的"和"不成功的"之间,"有的"和"没有的"之间的矛盾缓和之中又存在着激化。似乎真应了《圣经》中"有的,还要加倍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的偈语。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并且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提供有效的思路,成为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难题。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分析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思想的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开始走出了困境。就经济增长理论而言,跟随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 1988)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一大批新经济增长文献兴起了。这些文献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给出了符合主流经济学分析水平的解释,从而使增长理论在理论的严格性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总体而言,新增长理论的观点是,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的递增,而要实现这一点,这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新增长理论就是要定义这样一个发动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的成本。那么,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内生机制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新经济增长理论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了突破: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论文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b);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Arrow(1962)的贡献的继承,此类讨论多集中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中,如Young(1991);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Romer(1986,1990)的工作,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二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三是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 和Helpman(1991)的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的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就发展经济学而言,也是利用70和8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将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理论――包括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契约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等等――应用于对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不仅大大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也加深了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入,国外许多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为国内有关人员所渐渐熟悉。不仅如此,许多中国学者更利用这些先进的理论工具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问题进行剖析,并初步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不仅充分说明了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同样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
  但是,作为一个处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学者往往更加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目前国内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国外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著作,但它们或者比较陈旧,或者不够系统,缺乏一套完整的教科书系列。为了使国内的经济学学生和经济学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并掌握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们特地组织翻译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经济增长与发展丛书》。本套丛书主要面向学习经济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参考。其中,经济增长导论和发展经济学适合于作为本科生教材,而发展微观经济学、发展宏观经济学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适合于作为研究生教材。

  收集入这套丛书各分册的作者,都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非常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将他们的著作译成中文在发国内出版,不仅可以使国内经济学者认识到当前国际经济学界在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中的最新动向和研究方法,也可以进一步激起广大国内经济学者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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