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明道”：明中国变革之道，明振兴中华之道，明长治久安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基于理论分析、历史视角及全球视野，系统考察中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避免改革失败，实现成功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以便从宏观上把握并洞察国家改革、发展、创新的大趋势，从而为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切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避免改革逆转和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1978年邓小平创导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实践探索，引领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兼容的发展强国道路，拉开了中国170多年来最辉煌的历史篇章。尽管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作为人口规模超10亿量级的经济体，中国能实现持续30多年近10%的增长，并使约5亿人口摆脱贫困，接近当前整个欧盟的人口规模，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也初步实现了由原先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非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改革初期的8.78%发展到目前的超过8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时至今日，中国的诸多经济总量指标已跃居全球数一数二的位置，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然而，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已初步建立，但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大大限制和压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如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问题（如社会公平正义严重不足）也十分严峻的“两头冒尖”状况。其根源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政府“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新旧矛盾纠结，利益藩篱交错。再加上思想界、学术界及至整个社会在国家发展方向上众说纷纭，严重对立、交锋，中国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其中，有的认为，问题是由改革造成的，继而否定改革；有的认为，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深层次改革；有的则认为，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还有更多人根据自身利益受损或获利多寡来否定或支持深化改革。
现在，摆在国人前面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了无为而治的同时，也还说了另两句话“大事宜作细，难事宜作易”。所以，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管，毫无作为，而是“为无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即以“无为”的态度去“为”，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势态和自然规律，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其实，很多人也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也是要求政府什么都不管，这都是没有认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造成的。，限制政府不应有的过多权力，建立完善国家现代治理制度，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造就有限政府、有效市场和法治社会；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继续让政府统御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维护从设租、寻租中获利的少数特殊既得利益，权力与资本在合谋中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最终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道路的不同，所指向的前景更是不同。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上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历史性选择，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改革，由此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可以说，2013年是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1984年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几个重要年份之后，又一个改革和开放再出发的关键时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新一轮改革中具有奠基意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件，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论述，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但也有不足和未尽之处，对系统性的改革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综合治理的重视不够，一些提法存在内在冲突，如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目标不兼容的（具体论述见总论部分）。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仍处于正在进行时，依然充满着诸多的未知和挑战，难免会出现认识不足和舆论杂音。因此，理论探索需要先行，思想需要进一步的解放、再解放，促进理论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没有理论创新，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现在和未来的改革也依然如此。鉴古可以知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共通的，深刻剖析当前面临的问题和难点，进而探讨未来的改革路线图、关键点与突破口。
面向未来，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能丢，通过理性思考，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和探寻解决应对之策。在将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并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如何避免坏的治理体系，走向好的治理体系，从而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如何避免坏的社会规范，走向好的社会规范，使之良性互动，实现科学发展？继而，如何建成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实现民主政治，富民强国，让中国长治久安和实现现代化，使之全方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需要政府官员、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来理性思考和推动，也正是本书希望理清及回答的问题。
本书基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思想、方法与国学智慧，通过历史大视角和国际宽视野的纵深横阔考察，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实践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比较，理性、严肃而不失激情地系统论证和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制度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力图向读者揭示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内在逻辑和成功改革的方法，从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理解。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决策、宏观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旨在说明经济活动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更好地前瞻国家经济政策变化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向，从而更好地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脉搏。
此外，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和新颖之处，就是系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特别是机制设计理论关于信息和激励的核心思想，将一项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稳定和创新；一个制度安排所需信息是否复杂、过多、易对称；个体与集体间的激励是否相容以及能否导致资源有效配置、不断激发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公平与正义等，作为考察一项改革内容优劣、利弊的判断依据，以此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上的治理边界，从而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改革及其制度创新过程。这种建立在微观基础（经济人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信息和激励的视角来系统地研究中国改革这一宏观主题，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赋予经济学分析解释，在国内外同类领域著作中，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
同时，本书也希望澄清一些理论认识误区，包括所谓“中国改革之谜”及“中国模式”论，后者将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这些理论认识误区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在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对凯恩斯主义的过度热衷和频繁运用，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导致政府与市场、社会治理边界的混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无法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深层次问题都由此产生。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对如下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解答，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起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同仁共同来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
1、道格拉斯•诺思之问：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非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谁应该先开始？如何看待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
2、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差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在哪里？一个国家如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说市场体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完全一致、激励相容的？
3、中国改革之谜：为什么在缺乏现代经济学公认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如政府主导、产权界定不清晰、法治不健全等）下，中国经济能取得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如王安石和清末维新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中国改革贡献了哪些经验？
4、中国模式与中国路径：改革成就巨大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终极发展模式？政府对社会经济高度介入和干预的“中国模式”能让中国实现富民强国，长治久安吗？初始条件和改革路径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一国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也不同？
5、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富民与富国，谁先谁后？富民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6、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为什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同等重要？如何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上下互动和激励兼容？
7、深层次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何应对？
8、政策调控与制度治理之争：指导和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及所面临的贪腐问题主要是靠制度建设，还是靠频繁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和行政、党纪手段或国家机器？如何看待经济理论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争论？
9、联动改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进行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方位的联动改革？
10、政府、市场与社会：为什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如何定位社会自我治理和文化伦理在国家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11、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12、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为什么要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加入创新的维度？如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者的转型？
本书结构如下：总论部分是全书的一个概论，主要对中国改革的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巨大成就、当前面临的问题和难点作了一个大致介绍，特别从众多的改革目标、任务和举措中提炼出三个维度来描绘刻画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坐标点：（1）重点论述了以“四个转向”为基本内涵要求的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路向，即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从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2）结合历史上国内外几千年的强国实践，以及经济学理论所揭示出的只有富民才能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赋私权；保私权，必限公权；（3）要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用好改革的六大方法论。随后全书从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及深化改革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回顾改革，概括介绍中国追求富民强国的发展变革、改革实践，主要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突出成就、成功经验、思想交锋和发展阶段。第二部分理解改革，主要是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分析，概括介绍计划经济的理论渊源、实践及其弊病，继而对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对和谐社会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一致性进行探讨。第三部分求解改革，主要探讨“中国模式”的内在实质、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富民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论证中国下一步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并需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第四部分深化改革。
本部分一些章节是基于过去几年来著者在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参与撰写的各中心政策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对研究院同仁表示感谢。，具体围绕14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展开分析讨论，包括政治体制、法治建设与法治体制、文化体制、对外开放、农村改革与城镇化、要素市场与要素价格、金融体制、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房地产行业，主要在探讨各领域改革的重要性和历史由来的基础上，对下一步深化改革应取的理念方向进行定向，并给出行动建议。
本书各部分及各章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些结论和论断难免在多处提及），但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讨论中国改革及其振兴之路的逻辑体系，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兴趣阅读全书或部分章节。其中，总论是本书基本内容的一个浓缩，如想快速了解全书的基本结论，可以只看总论。本书还详细阐释了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提高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和内在逻辑来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有助于综合、合理和灵活利用“法规治理、激励机制和社会规范”这三个根本的制度安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把事情做成做好。需要指出的是，书中的基本内容三年前我在长江商学院作访问教授时曾给EMBA学员们讲授，深受欢迎，本书正是基于讲义稿的内容扩充而成。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不少篇章曾发表于《经济研究》、《学术月刊》、《比较》、《改革》、《人民论坛》等，我们也要对这些刊物表示感谢。
改革不仅需要理念牵引、理论指导，还需要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用好改革的方法论。改革需要大智慧和牺牲精神，尽可能地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因而，要让改革成功，将一件事情办成，必须实现“道、势、术、时”四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也就是，在明了改革的方向和路线这个“道”之后，改革者还需要充分认识到任何一个重大改革或变革成功还有三大必要条件：“树势”、“优术”和“抓时”。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满足了一个成功变革所需具备的这四个必要条件。这些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及其内在逻辑来指导和解释改革的巨大作用，并成为我日常开展工作，特别是近10年来在上海财经大学推行教育改革所采用的基本准则和方法。
20多年来，我一直在海内外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制度转型保持着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1993年，我和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教授主持编撰了国内首套通俗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其中包括我本人与张帆教授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丛书在1994年获得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大奖，被许多经济学家推荐为经济学入门读物。2004年以来，我又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任职，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推行了以国际化、追求卓越为导向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发展与创新，进行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实践探索，以打造世界一流经济学科重镇为愿景，以科学理性地研究中国转型发展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使我对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改革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同时也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精髓和真谛有了更透彻的理解，改革之道同样可以运用到教育改革当中。
近些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引致了许多新矛盾，不断地触碰和冲击着许多人的利益和观念，国人对于市场经济也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也越来越认知到，中国古代先哲如姜子牙、老子、司马迁、孙子、管子等的思想（尽管没有形成科学），不乏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制度有相通之处，是当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与此同时，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也可以为当前在触动既得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变革难度越来越大的现状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往纵深进发提供启迪。
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整体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系统性，传统的非均衡改革路径显然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如果全方位联动改革的前进势头被扼制，许多方面、领域和部门的局部性改革也将不可能很好地进行下去。下一步，中国需要综合运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各自优势，以更全面、更平衡、更稳定的关联性改革组合，来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按照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即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少干预，具体事务无为而治）的治理之道，来合理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这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全方位的伟大复兴和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大局观念和长远眼光，形成上下改革共识。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考虑顶层设计时尤其如此。只有冲破阻力，奋力闯关，才能实现中国人追求170多年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法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的改革做了许多战略部署和目标定向，但是战略需要战术的支撑，目标需要执行的落实，中长期全方位联动改革的总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制定好这样一个全方位联动改革的落实蓝图和行动框架，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双向互动。本书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各章即着力于辨析改革往何处去的问题，探求中国下一步改革应取的方向、方针、方略。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改革事业的纵深推进和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一分力量！
注：该文为田国强教授新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与未来》序言，田国强，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Chalk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