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

　　我们这个回顾和反思呢，还要继续做下去，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想三十年了，兴许应该认真的回顾和反思。而这个回顾和反思现在做的很多，到底来怎么看，我想可能各个方面做的都不大一样。今天呢，我们这样，先请其仁教授给先作报告，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然后下来大家再一起来讨论。好。
 
　　周其仁老师的报告
 
　　好的，我先开头，作报告供大家讨论。这两天刚好科斯在芝大开了一个“中国改革三十年”的讨论会。在国内请去大概三十多位经济学家，这是盛况空前。不单请经济学家还请了一帮政府官员，请了企业家。科斯97岁亲自主持这次讨论会，还有Fogel，再加德姆赛兹去。还有芝大的这个统计系，经济系，商学院，会还没有开完还在这里开，要从14号一直开到18号，要开5个整天的讨论活动。我是因为今天早上杜老的会。它是“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刚才回来了。那个会蛮有意思的。
 
　　选的题目呢是“中国改革三十年”，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理解的角度各式各样，所以取这么一个角度来谈它，看看其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讨论。
 
　　这个计划经济从理论上讲，它就是从公司那里来的。公司呢，有组织有计划，早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个事实。马克思他们达到的水平就是公司内部有计划，整个社会是无计划的。这里面会有一个矛盾，公司内的计划和社会的无计划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灭亡的一个力量。资产利益越来越社会化，所以当时推测公司会越来越大，公司大到扩大到全社会就是把公司的内部计划变为全社会的计划。所以计划经济理论其实最早是一个公司理论。到了列宁这里呢，就讲的更加清楚，列宁就说经济怎么搞，所有人都说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国家公司的雇员，我们都是为国家来组织这个经济。像一个超级公司一样。也就是这个政体合一啊，政治、经济搞到一起，如果整个国家能够变成一个公司的话，那么国家机器也是个经济体，计划经济这么一套东西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科斯当年在写《公司理论》的时候，他88年在伊尔大学有一个？？？的工作，因为他的思想有发展的过程，他明确讲他当年在伦敦戈尔斯的企业理论前曾经到过列宁的遗址。当时有个英国的经济学家翻译了列宁的著作。这是1917年，就是十月革命前写的《国家与革命》，我后来看了就是有这个思想。国家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来组织经济。所有公民都受雇于这个国家公司。科斯他说他受到了这个思想的影响，国家也是个company，但是呢，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影响后来就弱了。从理论上看呢，科斯的出发点根我们各位讲的都是不一样的。
 
　　科斯的《公司理论》是从列宁的那个出发点来的。它是从这个所谓perfect market来的。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科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有没有很多的成本。价格如果能够很好的配给所有的资源的话，为何我们在市场里可以看见公司。例如有公司的计划和公司的待遇，显然都不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用价格来协调这些资源配置应该看不见这些假设。那为什么我们真正的世界中有大老板、大经理、工头。他当年带这个题目去游历美国，访问了很多美国的大公司。他其中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情况下叫公司去买产品过来，什么情况下自己去组织生产。什么情况下在公司经理的领导下组织生产？如果说第一车间调到第三车间不是因为价格机制在起作用，而是命令的，而是老板说你到第三车间去，他就去了。这实际上很简单，对不对。如果price mechanism，就是如果说价格机制就是移到哪里去价格高，它就会去，但是这个现实的资本主义尤其美国经济啊，你可以看大大量的资源配置不是那个价格在起作用。科斯的问题就是由此来的。
 　
　　当然他的结论是说价格机制有成本。这个成本呢是原来经济学家、财务、会计都没有认识到的，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因为除了生产成本以外还要花费很多费用才能通过市场到消费者手里去。由于这个成本实际上是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用公司内部的命令做好组织是可以省掉这个成本。这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的科斯这个理论的由来。
 
　　所以非常有意思，科斯是从完全竞争的市场出发，发现里头有费用然后走向了组织，走向了市场里的组织。但他没有走列宁那么远，可以把整个国家、可以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超级公司。因为他看到有另外一个cost，当时37年他论文里写了一个叫organization cost,就是你通过市场起作用，老板来起作用，老板起作用也要有成本。所以科斯的这个思想是对成本这个概念的绝好的一个应用。怎么也会有成本，就是哪个大哪个小的问题。老板可能把决定做错，老板雇了很多人想着这个企划可能会卖钱，或者他想的就是对的，等他产品做好后别人也做出来了。公司可能失败公司可能被市场淘汰。他把这个叫organization cost。所以他的企业理论很简单。就是两种成本在边际上相等，就确定了公司和市场的边界。科斯的理论大概就是这么个理论。所以他既不同意完全的perfect market，他也绝对不同意说有一个超级国家就可以把市场交易就全部解决掉。所以他用了他老师当年的这个比喻，现实的市场就像一层奶油，就像牛奶里头有些块儿，比如海洋当中有些岛屿，那岛屿就是公司。水域和岛屿之间用价格联系起来。
 
　　现在看科斯的这个工作，讨论的时候，因为很难得了，他虽然97岁，但是听力啊，语言都是非常清楚的。他还可以讨论很多很多的问题。我问他当年是不是受过列宁的影响，他看得出他记得那个翻译的《国家与革命》英文版，他说他受过那东西的影响。就是整个国家可以建成一个超级公司。但是最后讨论当中他有保留。因为他除了看见交易费用他还看见组织费用。两条都有费用。他最后的理论是一个边际和替代的理论。相当于回到了马歇尔的方法上去。就是两种方法之间它有一个替代，某点上相等。来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我今天的发言大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科斯的出发点刚好是反的。我们所面临的超级公司，国家把所有的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国家机器去组织发展经济。当然毛主席是不完全同意列宁当年的构想。列宁当年的构想等他一掌权以后也还有变化。大家做不到他的东西，所以搞新经济政策。认为小的工业农业都是个人私有，国家只要把命脉，就是制高点组织好就好了。列宁做成的事情，斯大林又在列宁的基础上往前推，搞成全盘的国有化，所以实际上是斯大林实现了列宁革命前的想法。使苏联社会变成一个超级的大公司，这个公司内全部是命令，没有市场在起作用的地位。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毛主席对苏联的集权，是不满意的。毛主席搞了好多分权，但是毛主席的分权和市场经济的分权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在公有私有的问题上是一步也没让过。它决不让私有的东西打出来。所以毛主席他的分权就是分到地方政府。过去吴老师老讲“行政性分权还是经济性分权”这个在我听来就是这样。毛主席老说中央决定问题太多，就给了地方政府权利，中国这么大，这个市场不对。但是地方政府再把这个分权放到老百姓手里去，毛主席就要开始叫停。毛主席的限度分权是在政府的框架内。在这么大个国，这么落后，信息不发达，它是修订了的一种斯大林模式。那么它如果不同意私人产权它也就不同意私人之间的合约。这个大概毛主席不能同意。所以呢我们还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所以中国超级公司的内部的计划程度、计划水平比苏联要低得多。但从产权框架来看它是一套框架。
 　
　　所以社会主义改革的实际出发点不是先碰见那个交易费用。是先碰见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巨大的组织成本。情况还搞不清楚，需求一直在变，等你搞清楚它又变化。这个决定怎么做是有效的，这个实际上是改革前期碰到的问题。我过去在国家机关看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档案。其中有一个就是新华社内参上的一篇报告，揭发妇女披头散发影响新中国的形象。李先念就安排领导人出来协调，拨了180吨钢材去生产这个头发夹子。头发夹子不够，头发就很乱，新华社记者把这个消息从街头观察到一直登到报上，让国务院协调。而且调的钢还不够，并发现那个设备也不够。就是那个设备全部都开足马力也不足以生产这么多头发夹子。就要协调这个社会的生产。所以你看我们计划就很必然的遇到这些麻烦。
 
　　所以说，一个超级的社会主义公司，它内部也有一些成本问题，就是科斯曾经讲过，organization cost，于是老板把在人事也全分了，可是你经常会分错。这个人他不喜欢呆在这里，你硬把他按在这里，那么他就不会好好工作。再加上超级的公司这个公有制，它里面有很多组织成本的问题。所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啊，我们现在想30年前第一份改革报告，经济改革是李先念做，是中央物需会，你现在把那份报告搞来看就会发现我们改革30年中间有大量的事实，就是这个超级国家机器的运转越转越转不动。这就是为什么改革时内部发生了暴力的原因。你没当过超级社会主义公司总经理的人，你不大知道这个日子多难。因为放在市场我们就不需要管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我就做。像它这个整个东西你协调不起来。它总会有些部分会制造它的困难。中国的改革意识有的时候也是很难改的。
 
　　第一个报告是李先念，国务院物需会，主要就是反思以前体制里的问题。当然到底现在这个超级公司怎么走，历史上没有过。科斯解决的问题是说市场里头如果有交易费用，那就应该有组织。也不是说他解决的问题，而是发现的问题。马歇尔的新古典它解释不了为什么要有公司。所以经济学的教课书原来根本不研究组织的，认为那是商学院的事，是其它学科的事情。经济学家就研究价格机制怎么配置资源。讲来讲去就是这么一套。组织它解决不了。科斯就解释组织它会这么壮大，里头这么复杂。这是科斯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改革的出发点完全是从另外一极走过来的。组织费用先纠缠住了这些人。出发点很好，把所有的配置全集中起来做计划，事先防止市场经济的波动。这个想法听起来都是，逻辑上你不能推倒他，问题是你可能做错一个决定。你说这个方向，然后它不要市场经济，这个所谓大家批评的“产能过剩”，对不对，就是你投一个纺织厂，我投一个纺织厂，投多了，然后大家再退出，再贱卖资产。那么它这个有成本吧。我事先想好了，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一个，对吗？市场经济就是按这样来的吧，公司内它就不要竞争去进行资源配置了，经济学决定资源配置。一搞以后发现没想到这个问题非常大。就是信息成本太大。还有怎么让人一直好好的工作，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问题看到跟解决问题是两件事情。比方说柯西金改革，吴老师也讲过这里，社会主义其实好多领导人和他们的理论家，都已经发现这个超级公司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发现，对不对，你在这个社会主义系统里面呆过的人，都会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这个太多，那个不够。那你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当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么中国实际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看中国今年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从超级国家公司要往扩大所谓看不见的手来协调资源的配置，所谓市场经济，刚才吴老师也讲了，到最后确定目标就是market economy，那么什么叫market economy、这个事情也是多少人都没有讲清楚过。那么这里科斯是一个蛮重要的贡献者。他59年有一篇论文，斯蒂格利茨说他60年那个叫科斯定理，到张五常后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59年这个发表的叫科斯定理。60年那个所谓资源不变是另外一件事情。无所谓，哪个叫科斯定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59年他在联邦通讯委员会有一句话，他说这个delimination of rights，就是这个权利清楚的描述和界定。这是市场交易活动的关键性的条件。这句话也是大白话。你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我哪有权利卖给你？这杯水不是我的，我怎么敢叫价？你还价我怎么再还价？我说2块你说1块，我说我不干，你说1块我同意，我有权利干这个事情。这个权利是市场的前提。他用的词叫delimination，是关键词，这是他59年讲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为他当年研究这个电波嘛，无线电波怎么配置啊。你可以交给海军部去配，你也可以交给联邦通讯委员会去配，但是一定会乱配，官僚最后把这个事全权交付给他，寻租活动就会起来，对不对，当时有议员就说无线电波可以option，可以拿去拍卖，你看现在3G、2G这个频道资源都是拍卖全世界。从欧洲到美国。你说现在频道资源谁用啊，出价高的多，关键就是出价，但什么时候出价，出什么价，首先应该清楚的界定这是一个联邦的权利。权利清楚了你就可以办。价格是和权利有关的。所以Alchian总是讲价格问题就是产权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
 
　　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来看，超级国家公司怎么去解决呢？中国看来，实践、误打误撞撞来撞去找到了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能只靠在纸上写市场经济，写了也没有用，只是中国开始了这个权利的重新界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现在回头看1978发生的事情，我把它叫“redilimenation of rights”,就是原来已经有套权利系统，它要把它重新界定，这是中国真正的改革出发点，由此一点，后来才会走向市场。你看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创始一届，当年北京，李先念和国务院开始认识到这个系统运转不灵。底下情况搞不清楚，很多投资决定错了。浪费了大量的资产。怎么解决呢，当时赵紫阳在四川作了个实验，就是说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把原来国家的计划委员会，财政部，行政部决定的事项交给国有企业去做决定。这个事情文我们也在讨论它是和外部冲击有关。外资开始进中国。外资作决定很快，国有企业打不过它，打不过就开始说不是我们无能啊，开始是胡耀邦批过一个文件，最低下的厂长就说你要松绑，不是我们打不过它，是我们的手都是捆着的。宝钢这样的公司盖个厕所都要批。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财政这个盘子里拨下来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半年过去一年过去情况在变你改不动它。重庆钢铁公司新华社调查的故事很有名的，那个设备是洋务运动的时候的。耗电是用煤，能的耗用极差，要把设备买下来的报告是从65年，从哪一年，从61年这个报告一直摆到76年，还没有批准。它其中两年烧掉的这个煤如果换过来用电，就可以把投资收回。重钢，重庆钢铁公司当年这个报告，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时找到办法就是说要把国家的决策权下放。
 
　　这个事情，李先念就是这么看吧。邓小平是更明显这么看，他是国家的这个CEO，共产党的总书记，第一线的总书记，大量的事情，总共就那么几个人，他处理不好。邓小平的个性呢，他大概不喜欢日理万机，他跟周恩来不一样，周恩来是喜欢日理万机。邓小平呢，他不喜欢日理万机，所以呢，他认为权力过于集中。要下放下去。所以整个这个改革就是从权利下放开始，全民下放什么意思？就是redilimination of rights。就是重新画，什么事情谁可以去做。
 
　　但是到后来非常有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布的划定的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没有推进作用，当时没有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是造成改革的一个因素，就是农村的改革。农村什么都不行嘛，你看大陆很多农村的老头子都在，杜老95岁，杜瑞之当年广东管农口的，什么部委的主任副主任，他讲的非常好那段话，说农村改革第一动力是什么？就是农民的肚子饿得不行了，1/3的人解放后吃不饱，给你国家种粮食，种地的都吃不饱。再加上一有灾害，逼得他在底下就把包产到户搞起来了，也不是第一次搞，57年就开始搞。这是第一动力。但是以前每次搞形势一好转，大家就低落下去，毛主席当年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毛主席对这个权利的界定他有一个边界线。就是放权他同意，但是公和私之间，私是一字不让。这个典型是安徽。安徽饿死的人最多最厉害，于是跟他说是不是搞包产到户，他说你搞啊，搞好了我来总结经验，所以搞到40%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等到农民把这个救命钱，等吃饭形势稍微好转，哐当就开始大干了，在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上，就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解决斗争。在这个方面起来又下去起来又下去。最后也是安徽四川底下不行了被迫搞这个，这个是有个历史性变化，就是农民在底下搞，那么基层、地方、中央后头再慢慢承认。就这么一个差别。就是重新界定权利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spontaneous，就是自发的活动，就是你搞这个斗争搞得没有别的办法搞了嘛，这个是当事人最着急，当事人也会想到办法，用不着专家去想。北京专家是吃上饭的，对不对。没有他这种第一手的这种感觉。但是自发的这种重新界定权利如果得不到政策承认，得不到法律承认，它就不会变成一种产权制度，它就是一个权益之计。今天先这样搞一搞，明天政策又变。所以形成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政策三天两头会变，而变成一个很稳定的东西。所以你说要搞就拼命搞，为什么当年说三年树就砍光了，那就是不知道政策要变，你今天说要把树砍光，多少老百姓知道你这政策要变动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搞的一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这个底线上比毛主席就快很多。他有一个无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在杜老的回忆录里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如果不合法，我们把它合法解决。这是他当年的原话。这个合法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看中国的经验，什么经验呢，底下先搞，搞完以后呢吵，两条路先斗争互相辩论，然后总有一些地方大员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训，会站到改革这一边来，那你看当年四川的赵紫阳，安徽的万里，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那这些地方的省委书记啊，在最初的包产到户合法化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地方干部，这个很难进行。当然这些地方与其它地方之间有些不同。80年75号文件起草的时候，省委书记和省委书记拍桌子，好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当年这就是杨毅成和迟碧青吵架时候的一句话。因为你土地多，经济实力雄厚，我这里连救济粮都没了，所以一部份人就支持他。然后到了杜润生手里处理时他就说，可以，可以，也可以。他说你不要说一定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可以放在这里。邓小平支持，中国这条路没有走错。所以我说中国的权利界定啊，中国是民间的，是逼出来的。是高级社后期就发生的，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很重要，就是要经过市场解放，经过国际观念的变化，协同地方政策承认，效果好，中央政策承认，短期承认中期承认长期承认，最后完成立法。
 
　　中国大概就创造了这么一套办法。这套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超级国家公司从微观基础上给它解决问题。因为超级公司一定往市场方向走，怎么到市场？就是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要有私人财产权利作为前提。超级公司怎么解决的，我认为是中国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我承认产权后然后就开始承包合同，这是约束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一套办法。资源的法律所有权不给，不动，土地还是集体的，你今天去查这个宪法和立法，说我们农地是谁的，还是集体的。所以30年前这个法律、这个制度每改过，但是内涵完全改掉，它通过一个合约，就是把这个权利，使用啊、经营啊、决策啊、收益啊、转让啊一项一项把它放过去。最后所有权里头，差不多就是empty。就变成一个最消极的所有制。这套东西中国就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有另外一套成本。有很多人跟人民公社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利益、观念都连在一起。还有一些所谓的社会力量。你也不能说？？？的力量就不承认。那么更麻烦的力量是我们刚刚在农村改革中知道，我们后来都说是胆子小，就是土地私有化这个概念，你想从合作社完成到人民公社改革这中间，农村大概增加了3亿人口。你这个私有制以什么为出发点，你如果回到土改的所有制，那中间增加的3亿的都是没有土地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接受，理解。所以就是除非你不惜以社会的大变革那就是革命作为前提。匈牙利提出过土地回老家，中国农村改革当中有些地方也提出过，就是你土改是吧，那么地到底是谁的？所以从土改以来中国生出了好几亿人啊，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出了好几亿人，那你说你们都没地，那这个改革就是要以好几亿人为敌。所以中国逼来逼去，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有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一致性问题，既得利益问题又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些没有妨碍中国完成redilimination。就是我承认经济、土地所有权是你的，但是我要把里面耕作权、经营权、播种权、收入、种什么、定价一直到最后的土地转让，全部划到农户这里来。当然有了这一步就会有下一步，承包合同是说增产归己。交给国家，留够集体，余下自己。那么自己的就是第二个含义的产权。不单是使用权也包括拥有权。你那个钱能不能去买拖拉机啊，你可不可以开厂啊，你可不可以取开个商铺，这些就顺理成章提上日程。
 
　　我知道很多经济学家和朋友批评承包的不彻底性，也有道理，因为它维护了一个ownership上的集体，也留下了一些基层干部侵犯农民利益的基础。这我都同意。但是当年不走这一步，很难走出来。而走了这一步，后面很多私人财产，不单是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转让权，还可以包括完整的所有权。然后这个改革从农业活动到非农业活动，然后进小城镇，然后到进城，然后到影响到国有的工业商业，承包合同。这是后话。所以这个redilimination我相信是中国从超级公司走出来的一个满重要的基础。这里第一线的实践是基础。北京或者各地城里的理论家，组成一个决策部门，这个贡献也很重要。因为自发的活动如果没有合法保护，没有合法承认，没有适当的暴力而是讲得有暴力，它不可能变成一个产权制度。大家的预期都差不多，这是大概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基础。第二个事情做对以后，有了私人产权就开始发展经济，比较复杂的合约。承包本来就是一种合约。农民和集体之间的一个合约嘛。承包以后的这个资产还可以通过合约拿过来，这个大概是理解中国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的一套合约系统。里头有一套合约系统就很麻烦，就是雇工合同。开始出现了一些人不是利用自己和家人的劳动力，开始可以雇外人，可以有一个employ的company,这就触及到社会主义非常敏感的问题。为什么搞超级国际公司呢，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剥削，所以当时一直有鼓吹的，雇工超过7个的人，到第8个开始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剥削阶级。
 
　　这个事情是改革以后碰到的出农民承包到户的第二个大事情。这个事情中国还处理得蛮好，基本办法就是先看，不要冒然做决定。不准谁就一棍子把这个打下去。当时精选的案例大概有那么几个，一个就是广东陈志雄，胡耀邦亲自干预，他说养鱼塘，养了300多亩的水面，水面一扩大以后他劳力就不够了，雇了大概30多个，雇工就超过了7个人。那么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我们很多人就开始讨论啊。后来胡耀邦就参与、调查、把情况弄出来，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像这个问题原来是不能讨论的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得了，陈志雄包鱼塘的故事，引起全国规模的讨论和重新思考。那么党内当时也是有不同意见。第二个邓小平干预的故事就是傻子瓜子。当年农研室去作的调查。材料搞清楚，雇了多少人，发了多少薪水，给国家交没交税，老板总共得了多少钱，这个都要查清楚。查清楚以后把不同的意见也要搞清楚。所以这个材料一直报给各方面。像中国当年炒瓜子这个事情，邓小平定的。所以中国这个中央集权其实非常有意思。它虽然计划水平很低，但是在所有权上啊，是一碰都不能碰。高度集权，全部是中央和中央主席来决定。你去看这个故事，52年饿死那么多人，就是恢复到所有，所以养猪谁可以养，要陈云，中央副主席跑到他家乡，亲自分娩半个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社员饲养母猪比公社公养效果好。你去读文献，难以相信，他最后还不敢定夺，他的调查报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报给主席，要他们定夺。中国在公还是私的问题上是离谱的。（这个是几几年？）这个是62年。所以更不要说雇工超过7个人，年广九当时雇工是60多个人，工资水平比当时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但是没有福利，这些人当时也没有工作。就是被他雇去的人原来也没有工作。我记得当时我们调查时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年广九炒了瓜子，很多人就开始炒瓜子。瓜子和瓜子竞争，一竞争以后这个价格、总量都得到改善。其实这是资本改善工人待遇的一个办法。因为你炒瓜子要雇人，我也要雇人，这是雇主之间的竞争嘛。
 
　　我记得原来这个报给邓小平，然后我们就等着看小平怎么批。小平批完以后我是听其他成员讲的，因为当时在农研所我是做笔记，我记得，邓小平就讲了5个字，说“先不要动它”。当时就这么5个字的争吵。争吵的结论是什么呢，不要动它。动，很简单，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中国过去干了多少事情，抓了多少人，地下工厂，判刑的，枪毙的都有。这次小平就是说它不能动，但是他为了让党内不同意见的人士有缓冲余地，他加入了“先”字。就是“先不要动它”。你看到这个东西我也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先不要动，因为有解放军啊。炒瓜子不一定就被解放军炒走了。所以今天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当年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我认为做的对的就是把私营企业承认。这个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两种，一种就是重新用荣毅仁，就是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管理人。资产全部归公司所有，然后国家拨一点钱让你成立中信。这个实际上是国家资本加私人企业家的能力，这是传统改革，过去从没想过的。第二个就是民间冒出来的。包产到户以后冒出来的。自发生成的合约和企业形式。它一直说看一看，不要宣传，也不要反对，也不要仲裁，大概这个政策维护了2—3年。大概是胡耀邦下台一年的中央文件，才开始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的。可以放到社会主义框架来处理。所以从那个86年5号文件以后，因为86年1号文件让给处理胡耀邦，然后把准1号文件变成了5号文件。然后中国工商登记里头才开始有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开始出来的时候全国没有几个去登的。你要戴好帽子，你不知道到底是阳某还是阴谋。谁也不敢去碰。只有温州是例外。温州的一个代表在这次芝加哥会上说，那个条例一出来，温州大概就有148个民营企业去登记。拿到这个证简直流眼泪，就觉得有一个合法地位了。其实就是开公司，炒瓜子啊、做鞋啊这样的事情。这大概是中国redilimination的第二步。不但承认劳动者基于他自己劳动能力的财产权，也还可以通过市场合约，包括雇工合约。第三步，那就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这个权利界定以后协调怎么解决？邓小平88年开始催价格改革。我这个逻辑上是成立的。就是原来中央计划可以替代价格机制，现在底下这么多小公司出农民出来，都活跃起来了，那么怎么协调？这就是科斯当年论文里讲的coordination的问题。到底用什么去协调。命令协调是有限的，必须启动价格机制。
 
　　邓小平在推价格改革上，我认为是有一点过人之处的。因为通常来讲，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相信价格机制，比较容易，大权在握的人相信价格机制非常难。因为看不见的手和你看得见的手是替代关系啊。你让看不见的手掌握了，你的那只手就要收缩。所以我认为邓小平有一点不容易。他当过中央总书记指挥过千军万马，他分明是一个visible hand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是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那么这样一个人，对于价格机制不遗余力，闯关，88年见外宾时就说中国当时搞不下去了，两轨制的腐败太凶，没有价格机制市场没法协调这么多分散的权利。当然那次改革失败。失败的原因也很清楚，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价格改革的社会成本是非常高。所以失败以后他也不吭声，他也不认错。赵紫阳在第一天顶他，反正第二年就出了西藏事件出了六四，反正那个时候就重新调整。超发的货币，89、90、91大概是这三年，GDP的名义增长率大概降到了3%。实际有很多算是负的。然后92年，他又推价格改革。中国的价格改革真正出来是92年，92年最厉害是连粮食都放开。大概95%的工业农业产品，最终销售的零售价格产品包括生产资料里的一大部分，92年整个改了。这个东西就奠定了受到大家承认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样子已经出来了，第一，它有大量分散的私人产权，它有大量的私人所有权，它有基于私人产权和私人所有权的活跃的市场合约，然后它有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资源。结果柯西金就笑起来，对邓小平说，我们是从这头走过来，你是从那头走过来。你是从完善市场走过来。你说有太多组织成本所以就走向公司。走向市场里的公司。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是从超级公司走过来。我说你们最后是会面，会面的地方就是中国改革。他就说好高兴，会面应该高兴高兴，我说你们两个应该互相欣赏。当然中国所有的难题就是因为离开了超级公司。
 
　　那么所谓讨论目标形式，我因为有了科斯这个理论，我也认为不应该改成一个perfect market,没有那个东西。所谓perfect market里面一定有组织成本，有组织成本就一定要有多样的协调机制。除了有看不见的手一定也有看得见的手的地位。里头不但有小型公司、大型公司、复杂公司，也还有政府。但是困难在哪里呢？就是离开了完善市场这一级，离开了超级公司那一级，这个中间还是一个权利要重新界定的过程。我可以看到几个问题，有一个问题邓小平没解决，什么问题呢，超级公司政体合一，政经合一，一放松，权利开始下放，下放的权力靠什么东西去约束呢？约束机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约束，权利进到市场的环节里头，那就是我们改革以来一直贯穿始终的腐败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有权利的地方都有腐败。我们有一点自动发动腐败。从超级公司走向市场，刚才张老师也讲过，他说有一个社会的翻转制度，一种就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你官有多大，就可以下放多少资源。这也是一种约束人们不要滥用资源的一种体制。它是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一种市场体制。困难在哪里呢？从权利变成产权，变成市场，中间有一个非常难过的关，因为所有的权利都要变成钱，你怎么解决它。
 
　　邓小平实际上做过很多探索。80年就讲过党和国家体制的改革，86年他重提这个话题，讲的是非常清楚，说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是守不住的。第二条，如果不搞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能继续下去的。观念是很清楚的。80年在讨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还没有具体图像。现在看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在经济改革发动以后，适时的发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要点不是笼统的民主制，改革要点就是要把权利的约束系统建立起来。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没有领到完成这个。86年讲民主，然后做规划，然后是让赵紫阳准备的十三大的报告。十三大是通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十三大报告里讲的一个现在的政治改革怎么搞的一个方案，它还通过了一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一个长远规划。那就是1987年十三大作过的东西，那就是认真部署这次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准备了很多预案，赵紫阳不断和邓小平交换意见，落实了从中国的条件出发，这个权利这个平衡怎么能够建立起来。但是很遗憾，很快就是88年价格闯关失败，89年出现了64天安门事件，然后治理整顿。
 
　　到了92年邓小平再推的时候，他主要推的还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化。已经没有力量再去推政治改革了，所以这个任务成了邓小平的未尽之愿。这个事情不解决好，因为超级公司不纯粹是一个公司，它有一个power系统，它不光是right系统。这两个系统什么差别？就是前者有一个强制力。而这个强制力是唯一的。合法武力你不能说是有竞争的合法武力。你只能垄断。所以power系统要比right系统要难解决得多。那么现在看来power系统也分权也有价格。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有民营公司，但是我们还要很多政府公司。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司。不光是产权的基础上我们很像company，我们还要很多基于合法权威强制力的组织，搅在一个市场里面，所以腐败现象严格地说，是不奇怪的。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你看我们公布的大要案，数目是惊人的。我的印象是比GDP涨的要快得多。78年的一个大要案能贪多少钱？今天一个案子，那不得了。随便和人家吃一个饭就能花好多钱。你现在去追查，你说确实吃了这个饭也没拿钱啊。由于这顿饭，可能一句话就促成了一个事情。这种实在是不少见。所以现在就是鱼龙混杂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老百姓是对这个不满意的。
 
　　国民收入的分配，它不但是差异大的问题，关键是不公啊。姚明的收入大我没有意见，刘翔的收入大，我所有学生都说他收入低。因为他们都觉得应该奖金大一点。但是武汉站火车站站长的收入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吧。他是从地底下倒卖的好几千万的活动。首先是分配不公的问题，不公正。什么叫不公正？不公正首先就是凭借合法的强制力赚钱。也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你的眼光，也不是你的企业家的才能。还有这个强拿强夺的事情。所以现在两极走过来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了清楚的农民承包，有了民营企业，有了市场经济，极大的解放了中国的生产，这个是有目共睹。但是这个改革远远没有完成。最大的问题就是超级国家公司里，强制力和产权，全出来了。产权的约束，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去约束，下一步要求法制，但是这个强制力，要难得多。这是中国改革没有解决的。所以我在芝加哥也讲,我说我没有张五常这么乐观，这里面还有很多漏洞。张五常这次有个主要报告说介绍中国的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包括县为本位的地方之间的竞争，还有就是朱镕基定下的货币制度。这已经在网页上有文本出来了。因为他去不了美国，他和美国有些官司没有了断，所以他拍了个DV，科斯看了好几遍，给他做评议是两个人，一个是Fogel，一个是Mundel。Fogel比他还乐观，他说中国长远下去将创造世界GDP的40%。但是保留意见也很多。可惜张五常没有去。去了大战一场就比较好。
 
　　我的看法是中国改革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从一个超级国家，这个超级国家是十月革命以后从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地方，国家权力把资源集中起来，一时看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过。国防就是这么建起来的，两弹一星就是这么搞起来的。苏联抵抗法西斯，基础就是计划经济。这些都是现实。那么另一面呢，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的慢，社会的活力不够，特别是转长了以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造精神窒息，这些都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怎么解决，苏联做了一场实验，到目前为止，要不是石油成天涨价，苏联的经济就要崩溃。中国是没有靠资源涨价，就是靠自己包产到户，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力和老百姓生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超级公司的改革还有一些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统一的这个系统一旦走向市场到底怎么解决问题。民主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民主和宪法是什么关系。多数人决定问题和保护少数人的财产的意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讨论的不够，实验的更加不够。
 
　　所以我对这30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框架来看问题。我的题目叫“公司理论和中国改革”，中国市场经济现在是有了，你看当下所有的困难问题大概还是邓小平那几个问题。当时已经做过的几个问题。一，权利如何被界定？你看我们土地是改革最早，到现在大量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他们好多老外问，中国的土地到底怎么样？法律上看，集体就是一个空壳。它除了把土地包出去没有任何功能。所有合法功能全部转让给个人。所以这个资源配置你可以说它是私产。它在市场就是私产。但是农业用地转成非农业用地，变成商业用地变成工业用地变成工厂用地，就是一团乱麻。大量的社会冲突就发生在这里。大量的贪官你可以看，全是和土地有关。因为从农用变成非农用，巨大的利益。我们引进香港的体制，就是政府征过来的土地去卖。政府就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嘛，土地出让金也是它定的嘛。这两年因为闹事才把土地出让金提上去了。大量的民间的生产一下就转出来。
 
　　很多人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其实公有化也很厉害，所有土地的转让都是通过公有。这是同时并行的两套过程。这怎么摆得平，摆不平的结果就是农民自发的做坏事，就是所谓的小产权，你看多少人住在小产权的房子里。几亿农民你说他们住哪儿去了，还不是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土地上。但是小产权法律方面是不承认的。全世界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房子是私人财产，房子底下的地不是私人财产。所以将来形成两极真正斗起来很有意思。你可以把地拿走。底下的探索早就和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问题是这个国家承认系统也不仔细调查也不认真看也不去主动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问题当中利益斗争越来越强，你想如果我们可以强制拿来地，再在市场上高价卖出去，等于把所有的地方政府全部放到农民利益的对立面去。所以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也变成维持我们国家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好几个套套在一起，这个扣怎么解。当然最近有些好的开始比如说森林资源，林地开始重新界定。水、矿权利重新界定现在还有很多没做到。民营企业是有很大的发展，最近还通过了非公有制36条，但是国家垄断的部分还是偏多偏大。
 
　　有一个悖论就是国家搞改革搞输了它一定会改，但是问题是剩下的全盈利呀！30年累积的改革逻辑现在是不适用的。国资委的态度现在是，我现在有一万亿我为什么要改。这是第二个，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市场的位置、地位、准入。第三个，我们价格大部分都放开，但是关键的价格还没有解决。汇率是一个价，利率是一个价，能源是一个价，油煤电力是一个价，现在国民经济卡住的所有问题全是价格问题。所以中国的改革是一轮一轮的往上，很需要当年邓小平的那种魄力。上下互动，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久拖不决，改革成果守住很困难。特别是中国资源的总量不大，资源压力大，芝加哥去开会中国总共去了30多个人，就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亮，眼睛都睁不开。因为我们在国内习惯不太亮的环境。环境就是最大的一块公地，谁都往里排。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科斯啊，在理论上的框架，在这一头是一个perfect market，那一头是斯大林创造的超级国家，这个中间有大量的理论包括实践的问题，我们只好在中间这一段。我开头就只讲这么多。我没有更多的要说，大家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