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健康与养老国际研讨会简报之二

首先，从CHARLS样本的人口金字塔图上可以看出，大约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属于60岁以下人群，其中50-60岁的人群所占比例较大。从年龄组成来看，在人口金字塔的顶端，即75-79岁及80岁以上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而在60-75岁之间的年龄段中，男性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这一点在2005年的人口普查中也得到了证实。对CHARLS首批调查的两个省份甘肃和浙江而言，两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类似，浙江省的75-79岁和80岁以上老人相对较多。

其次比较受访者的居住地和户口状况。与全国比例相近，样本中大约44%的人群居住在市区。有趣的是，只有大约20%的样本具有非农户口。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具体而言，统计局对市区和乡村的划分主要基于人口密度。因此在浙江，大量的村庄被划分为城市地区，导致许多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居民事实上拥有农业户口。此外，迁移也会导致居住地和户口状况之间存在不一致，但是稍后我们会看到，这部分人群在CHARLS的样本中所占比例不大。

再次是婚姻状况。约80%的受访者已婚且与配偶居住。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一比例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婚姻状况随性别和居住地之间差异较大。我们将所有的人群分为45-59岁，60-69岁以及70岁以上三个子群体研究，在最年轻的45-59岁群体中，不论性别和居住地，已婚且与配偶居住的群体均在90%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然而，这一比例随年龄的增大逐渐降低，降幅最小的是市区男性。70岁或以上女性大部分属于独居，但同年龄段的市区男性中已婚且与配偶居住的比例仍然高达75.9%。这表明，遇到困难时，老年人中女性较难从配偶处得到帮助。

接下来是教育水平。老年人的总体教育水平较低，尤其在70岁以上的群体中，低于初中毕业教育程度的约占83%，文盲率更高达60%。相比而言，60-69岁的群体中，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但取得初中或者更高学历的仍然不到30%。有趣的现象是，45-59岁的人群中具有高中或者以上学学历的比例反而低于50-69岁的人群的相关比例。究其原因，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或者其它相关的社会变革阻碍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此外，女性的教育程度远低于男性，市区老人的教育水平远高于乡村老人，这两类差距随着年龄的增加进一步拉大。令人惊讶的是，70岁以上的乡村女性中具有初中或以上学历的比例居然为0。

下面介绍迁移和家庭规模。这里的迁移就县市级的层面而言，分为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两类。户口迁移是指源于婚姻、上学等因素导致的户口所在地与出生时的户口所在地不同，而非户口迁移即当前的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同的情形。在CHARLS样本中，户口迁移和非户口迁移的比例分别占13%和3%，整体上不高，其中非户口迁移的比例低的出乎意料。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中国，大部分的迁移人群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中年人。至于迁移的目的地，户口迁移中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各占一半，而在非户口迁移的人群中，约3/4的目的地是其它省份。

最后是子女数目和家庭规模。老人的成年子女承担着赡养老人的职责，平均而言，每位受访者有2.59个成年子女，60岁以上的受访者的子女数目显著多于60岁以下受访者，男性的子女数少于女性，甘肃受访者的子女数少于浙江受访者，市区受访者的子女数少于乡村受访者。与此同时，超过80%的成年子女与老人居住在同一个县市内。至于家庭规模，与被访者性别和居住地没有显著的相关，仅仅随着年龄的增加有少量的减少。

总结如下：样本可以很好的代表甘肃、浙江两省居民的人口统计学和迁移特征。超过80%的群体已婚且与配偶居住，但是70岁以上的女性更多独居；老年人尤其是女性的教育水平较低；只有3%的老年人在一生中曾经有过非户口迁移；60岁以上的老人的子女数目显著多于60岁以下的老人，且大部分的子女与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县或市。

Strauss：CHARLS健康部分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

近二十年来人类健康与营养状况的一大转变趋势，就是伴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困扰人类的主要健康问题由营养不良逐渐转变为营养过剩，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逐渐由儿童传染病转变为中老年慢性疾病。这种趋势将会促使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作出适当的改进和调整：过去卫生部门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应对传染疾病方面，在未来，可能需要逐渐加大对中老年慢性疾病的投入。这对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中老年慢性疾病的治疗与防范需要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并且更难做到平等分配。

观察CHARLS健康部分数据，可以发现以下主要事实：第一，对绝大多数健康指标而言，教育水平比消费水平更明显地与它们相关；第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乃至不同社区/村庄之间的健康水平差异非常大，最为典型的，就是即使控制了年龄，教育，消费等方面的差异之后，甘肃仍然比浙江在整体健康水平上差很多。

在分析健康变量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时，采用消费水平而不是收入或财富作为自变量，一是由于消费在测量上要比收入和财富准确得多，二是由于消费更为平滑，更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另外，这里所作的分析只能发现差异和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因为这需要反过来考虑健康对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这是此次获得的CHARLS试点数据暂时还无法解决的。

接下来，具体地分析几个重要健康指标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受访者自我总体健康状况评估。数据显示，在甘肃和浙江45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中，女性的整体健康状况远不如男性。由此提出的一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到最后女性寿命反而更长？

接下来，观察体重指数，即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本数据显示，中老年人口当中，女性体重指数显著高于男性，并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先逐步上升再迅速下降，呈现一幅倒U形图像。与其它国家和中国二十年前的数据相比较，这种结果和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先是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待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才开始防范超重和肥胖。

本次调查的体检结果显示，浙江和甘肃中老年人群患高血压的总比例是45%，女性略高于男性，且患病率跟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关系不大。在所有高血压患者中，55%获得过医生诊断，40%服用过针对性的药物过做过治疗。这说明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防治任务还很重。不过与在印度尼西亚获得的数据相比，中国在高血压防治方面做得要好得多：在印尼，只有不到25%的高血压患者获得过医生诊断，只有大约6%的患者采用过过针对性药物或治疗。

回归显示，身为女性，收入低，教育水平低，处在欠发达地区，这些因素都独立显著地与高抑郁指数相关。其中甘肃和浙江的差别非常之大：即使控制了性别，收入，和教育水平，甘肃的抑郁指数也比浙江高很多，尤其是对女性，地区差异几乎超过了其它所有控制因素的影响。

浙江和甘肃4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几乎不吸香烟，而约有一半的男性吸香烟。这一比例虽随年龄增加有所下降，但在75岁以上年龄组中，男性吸烟率仍高达40%。进一步通过回归可以看出，吸烟率和教育水平关系不大，但和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

最后，为什么地区和城乡差异在控制了年龄、教育和消费水平后仍然对绝大多数健康结果有显著影响？除了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之外，各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如水资源状况，空气质量，冬天的气温）和饮食习惯、居住条件、交通状况等因素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小的影响。幸运的是CHARLS调查数据中在它的社区问卷中包含了丰富的此类信息，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地区间差异对健康状况的影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胡赟之、杨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