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健康与养老国际研讨会简报之四

2009年7月30-3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了“第二届中国健康与养老国际研讨会”，讨论“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08年在浙江和甘肃预调查的结果。在老龄和健康领域的许多国内外知名专家莅临了本次会议。我们分五期简略报道会议内容。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会议第四节“工作、退休、收入和财富”的内容。本节会议由有两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和沈艳教授。

赵耀辉：工作、退休和养老金

我今天主要讲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中国老年人经济活动状况的描述，经济活动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行政退休，养老保险以及夫妻双方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等。

首先讲一下我们对工作的定义。任何一个人，只要满足下面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我们就认为他（她）在工作：（1）调查的上一年从事了10天以上的农业活动；（2）调查之前的一周从事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受雇或自雇性工作；（3）调查当时处于临时放假、病假或其他假期中，但是有一份工作，并且可以在确定的时间或者未来6个月内回到这份工作中。这个定义的好处是考虑到了农业活动和自雇经济的季节性，从而可以把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人包含进来。这一点显然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在从事此类活动。

因为我们对工作的定义非常广泛，样本中失业者很少。失业是指现在没有工作但过去一个月找过工作的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并不单独考虑失业，而是把工作者和失业者结合起来，使用劳动参与的概念来进行下面的描述。

需要讨论的是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在中国的语境下，很多人并不把务农活动当作工作，这导致在调查时很多目前没有工作的人回答说自己从来没工作过。发现这一问题后，我们通过电话等方式对这些人进行了回访，使很多人的信息得到了纠正。从图上可以看出，从未工作过的人数很少，但是在80岁以上的人中，从来不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一些特别老的人很难联系上，他们的信息没能修正。根据经验我们知道，除了那些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以外，几乎所有的45岁以上的人应该都工作过。所以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些回答说从来没工作过的人，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正在工作和退休了的人身上，这里的退休是指曾经工作但现在不工作了，而不是指行政上的退休。

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城乡的划分。我们这里采用的是户口的划分方法，而不是国家统计局对地区类型的划分。在中国，社会保障和退休等政策在城市和农村户口人群之间有很大不同。采用户口的划分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些政策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下面这幅图按户口和性别描述了各个年龄点上相应人群的劳动力参与率。可以发现，城乡户口之间的劳动力参与率有很大差别，农村户口的老年人工作的比例更大，退休更晚。此外，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户口的人群中，在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岁）之前停止工作的人特别多。50岁左右的城市女性中，劳动参与率只有40%，说明60%的城市女性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就停止工作了。男性也一样，尚未达到60岁退休年龄的城市男性中，50%以上都不再工作。最后，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还是有很多城市人口在工作。55岁的女性和65岁的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都在20%左右。

我们做一下国际比较。首先，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50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与这些国家的相应人群并无明显差别，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都是如此。但是对60岁的人群来说，中国农村户口的劳动参与率要远高于OECD国家，而城市户口的劳动参与率要远低于这些国家。到了65岁，中国农村户口的劳动参与率与OECD国家之间的差别更大，而城市户口与这些国家的差别缩小了。其次，与欧洲11个国家（欧洲健康养老追踪调查样本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50-54，55-59，60-64三个年龄段都要高于欧洲国家，但这主要是由于农村户口的人群劳动力参与率特别高，城市户口的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与西欧发达国家差别不大，而城市户口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甚至比欧洲国家低很多。总结一下，中国农村户口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要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在60岁之前，城市户口的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要比发达国家低，这一差距在60岁之后缩小了；对城市户口的女性来说，虽然我国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特别高，但是随着年龄下降特别快，到50岁的时候，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率要远低于发达国家，然而，60岁之后，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率重新超过了发达国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退休年龄的影响。通过法定退休年龄前后劳动力参与率的对比可以发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城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要比相应的农村人口的下降幅度大很多，这显然是由于我国的退休制度目前只适用于城市户口的人群造成的。

在工作时间方面，60岁之后工作的人群中，一半以上处于半就业状态（一年工作少于1500小时），对农村和城市户口的人都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退休年龄。首先是对那些60岁以上且已经停止工作的人，我们问了他们停止工作的时间（年龄）。从图上可以看出农村户口的人退休要比城市户口的人晚很多。城市户口的女性的退休率在50岁左右急剧上升，城市户口的男性的退休率在60岁左右大幅增加，而农村户口的人大多数要到60岁之后才停止工作。其次，对于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我们会问他们预期什么时候退休，并且允许他们回答“只要健康允许，会一直工作下去”。从图上可以看出，60岁以下还在工作的人口中，农村户口的男性中有接近15%的人做出了上述回答，农村户口的女性中这样回答的比例更高，超过了20%；而城市户口的人口中，做出上述回答的只有5%左右。

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工作类型有很大不同。与60岁之前的人口相比，60岁以上还在工作的人口中，受雇比例大幅下降，自雇比例也有所下降，而务农比例则大幅上升。这说明务农是老年人主要的工作类型。当然，这不一定都是年龄的效果，还可能是由于人群效果导致的。等有了面板数据之后，我们可以控制住人群效果，就可以分析年龄效果了。

对60岁之前和之后受雇人群的工作单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个体私营企业给老年人提供了最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说明个体经济在老年人就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对法定退休年龄前后劳动合同比例的比较发现，过了法定退休年龄还在工作的人中，签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只有10%左右；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这一比例在30%左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健康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健康：一个是自报健康状况，另一个是是否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癌症、肺病和心脏病等严重的慢性病。从图上可以看出，无论用哪个指标，健康与农村户口的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之间都有一些负向关系，即健康状况越差，劳动参与率越低。但是，与其他国家对比可以发现，在中国，健康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要比发达国家弱很多，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伤残保险很少，使得那些健康状况差的人不得不继续工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行政退休，即办理退休手续，其中包括了正常退休、早退、内退等形式。从图上可以看出，农村户口的人群中，办理退休手续的很少，几乎没有，这不奇怪。然而，城市户口的人群中，也有很大比例过了退休年龄却没有办理退休手续，其中男性有10%以上，女性更是有50%左右，这说明即使在城市户口人群中，制度退休的覆盖也是不完全的，尤其在女性中更是如此。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城市户口人群中早退的比例很高。50岁之前，城市户口的女性中办理退休手续的比例达到了40%；60岁之前，城市户口的男性中办理退休手续的比例更是达到了60%。

具体到退休的类型，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属于早退或内退，说明中国的退休体系有很多漏洞。具体到退休的原因，内退和早退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一因为健康而退休，同时也分别有23%和44%的人是因为企业重组或改制等原因而退休，这说明早退和内退都是企业精简员工的重要途径。对比正常退休和早退人群的养老金可以发现，早退人群的养老金要比正常退休的人少，说明早退的人可能福利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办理退休手续并不意味着不工作了，实际上有很多人选择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从图上可以看出，办理了退休手续的女性中，在50岁前后20%以上的人还在工作，男性中60岁前后5年工作的比例更是达到了50%。在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建议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这里的数据表明，推迟退休年龄到65岁只会影响一半左右的男性的工作决策，因为有一半人已经在工作；推迟退休年龄对女性的影响显然更大。

下面我们看一下夫妻双方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从图上可以看出，相比于那些不工作的人及其配偶，如果一个人在工作，那么他（她）的配偶也更可能在工作。这说明夫妻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进行劳动决策的。

最后是养老保险。从图上可以看出，养老保险主要集中在城市户口的人口中。然而，即使在城市人口中，性别差异也很大。60岁以上的城市男性中，有养老金的比例达到了80%左右；而55岁以上的女性中，有养老金的比例只有40%左右。虽然农村户口的人口也有接近10%的人有养老金，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养老保险的数额很少，平均每月只有300元左右；而城市地区的养老金平均每月则有1000元左右，其中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平均每月接近1200元，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更是接近1800元。

沈艳：收入与财富

相较于HRS系列的调查数据，CHARLS在收入与财富部分有两个创新点。首先，CHARLS不仅收集了收入与财富相关变量，还涵盖了家户支出的详细信息。目前已有不少文献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支出是比收入或财富更好的福利衡量指标，后者——尤其收入更有可能被低估。其次，CHARLS针对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分门别类地收集收入与财富信息，这更好地保证了数据质量。

收入与财富和问卷其他部分的最大不同在于，需要从原始变量构造一些新的生成变量，譬如家庭总收入、家户人均支出。这里家庭（family）一般定义为受访者及其配偶（如果已婚或同居的话），而家户（household）则定义为常住在一起、共享生活用品的所有成员。因此，弄清楚这些变量的具体定义是必要的。

第一，收入部分的生成变量主要来自于问卷的工作、个人、家户等三个模块。从组成上来看，家户总收入由工资收入、自雇收入、农业收入、养老金收入、转移收入及净资产收入等六部分组成，其中转移收入仅限公共转移，而不包括诸如代际间等私人转移收入。个人层面的总收入由受访者独自取得的收入、以及家户共同收入中的个人应得部分组成。当然，譬如工资收入是没有家户共同部分的，而农业收入则没有个人部分。具体而言，在收集个人工资信息时，问卷不仅区分了主业和副业，还按支付方式划分为定期支付及其他支付方式（包括按项目支付、按绩效支付或其他）。个人自雇收入涉及的行业种类很广，包括服务业、交通、建筑、采矿等等。个人养老金收入细致地区分了农村和城市分别进行计算，这是因为养老金的种类在不同地区有较大区别。个人转移收入与个人净资产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均可在CHARLS官方网站发布的问卷中查找到。第二，家户总支出由食物、耐用品（仅限于价值低于一万元）、衣物、教育文娱、医疗保健、交通、杂费等部分组成。为了尽可能减少回忆偏差，问卷以周、月、年三种不同周期收集支出数据。第三，家户净资产由住房净资产、实物资产、金融财产净额三部分组成。其中，住房净资产即家户拥有的所有房产价值与住房贷款之差；实物资产又可分为耐耗品和生产性资产；金融财产净额即金融资产和债务之差。

而后介绍收入及财富的基本数据描述，选取的度量为家户人均层面指标，以了解家户的平均生活水平。家户人均收入的中位数（5950元）大约为均值（12746元）的一半，支出上二者差距则小很多（5814元及7966元），而财富上的差距更大（31063元及101800元）。净资产大部分都是住房净资产（81%），而实物资产和金融净资产仅占14%和4%。

分组比较可凸显不同层面的不平等程度。首先，从地域划分来看，浙江城市在所有度量上都是最富有的，而甘肃的城乡差距要大于浙江。单看收入的话，浙江农村比甘肃城市还要富有；不同地区在支出上的差距要远小于收入和财富差距。其次，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收入水平为文盲的三倍多，但在支出层面，这一比例仅为1.3倍左右；财富随着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上升而单调增加。再次，不同自报健康程度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明显大于支出差距。支出不平等在不同分组比较间均小于收入不平等，这一信息表明选择收入或支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不同结果。出于发展中国家相关文献对支出的偏好，接下来我们重点选择家户人均支出（PCE）进行分布分析。

从家户人均支出取对数后的累积分布来看，支出在不同地区间的差别不明显，而收入很明显。甘肃城市地区的受访者中，约20%的收入水平低于国家贫困线（1300元/月），而浙江城市中只有5%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若采用世界银行1.25美元/天的贫困线标准（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转换），该比例会更大。从居住安排来看，仅与配偶同住的家户人均支出最高；从年龄来看，60岁以下人群的家户人均支出在均值和中位数上均高于60岁以上人群。比较不同分位数水平，可以看到家户人均收入的90%/10%比值在浙江子样本中为最低，小于全样本的比值，75%/25%的比值也表明甘肃的不平等程度大于浙江。支出和财富指标情况类似。

从收入、支出与财富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在60岁以上人群中，独居的收入/支出相关系数比其他居住安排类别要高（0.68），而仅与配偶同住的相关系数最低（0.36），这说明独居的老年人很大程度上须依靠自身收入来维持开支，不能较好地平滑消费。倘若在转移收入中加入私人转移，这一情况仍无甚不同。

总而言之，从以上针对收入、支出、财富的初步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主要发现。第一，消费是衡量福利的更好指标；第二，在较贫穷的甘肃，不平等程度反而更大；第三，由于独居的老年人平滑消费的自身能力较弱，他们可能是最需要外界帮助的人群。

（郭俊杰、罗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