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在华夏新供给研究院2049战略圆桌上的发言，速记稿经本人审定，本文在速记稿上略有改动，未经姚本人审定。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所供职单位无关。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进入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中国人均GDP超越六千美元，现在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十三五”规划，那时候中国就是人均高收入的国家了，很快人均GDP会逼近一万美元。
弗里德曼说过，“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像白重恩老师说的，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或者不合常理的地方。
什么是中国经验？针对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我们重点提出“供给悖论”这个理论解释。
什么叫“供给悖论”？Eggertsson2010年发表了文章叫“Paradox of toil”，他提出的“勤劳悖论”这个理念非常重要。Eggertsson这个人有可能将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这个文章非常重要。
在正常的情况下，供给需求曲线是这个图。
我们都知道S是供给曲线，D是需求曲线，但是危机的情况下，需求曲线D会发生反转，供给曲线跟需求曲线结合在一起。这时候推进供给曲线的右移反而会导致价格下跌，需求减少（危机的时候市场参与者买涨不买跌）。
这个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也很有震撼力。Eggertsson解释的时候说一定情况下需求曲线会出现反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你推进供给改革，推到这个地方会导致价格下降，经济衰退。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一个合成谬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努力越糟糕，就像凯恩斯说的勤俭悖论。
举例来说，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减少购买，消费者的预期也是减少购买，因此，衰退不是立刻就能结束的，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结果？你不购买了，消费会下降，同时厂商预见到利率已经到零了，价格还要下跌，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实际利率在增加，名义利率接近零了，价格还在跌，厂商实际利率增加了就不搞供给了。所以，整个投资需求也下降，消费需求也在下降，这就跟费舍尔说的债务的恶性循环有关系。通缩导致债务更高，更高以后债务越大，越大通缩越严重，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名义利率逼近零利率的情况下，大家越努力进行改革，越适得其反。
为什么？正常情况下我们都努力工作，现在危机了，大家都在找工作，一找工作劳动力市场价格下跌了，本来名义利率下跌了，结果你价格一下跌以后，特别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些弹性的时候，会导致名义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上升，厂商面临实际利率上升，我厂商干嘛要生产？我就会减少生产，减少投资需求，老百姓觉得价格可能还会跌呢，不只这次，是个跨周期的，价格还会跌，我还买吗？我不买了，于是会出现恶性循环，出现震撼性的反转，整个需求曲面反转。
所以，他和Michael Woodford建立量化宽松的理论就基于这个理论，那个时候供给已经不灵了，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量化宽松，拯救需求端才能把这个世界给整回来。那个世界不是正常世界，QE解决的不是正常世界，现在已经初步证明QE还是成功的。
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求曲线反转会出现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出现在包括转轨时候休克疗法。
供给端的改革是有界限的。所以，这是我们想说的一个核心意思，大家想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没有搞休克疗法？一个鸿沟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跳过去到市场经济，现在从这个理论已经很明确了，像华盛顿共识、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私有化、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特别是俄罗斯改革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旦出现整个贸易体系都崩溃的情况下，那个时候需求就反转了，你不能搞改革了，越改革越糟，这个时候反过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这是非常深刻的，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的例子，为什么一定要用量化宽松？就是需求一定要注入流动性，什么概念？改革一定是主动和渐进的，你不要去跳崖式的改革，像休克疗法，那种跳是不行的，反而推不了改革，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也不要完全靠倒逼，等到那天需求反转了，你再改革就完蛋了，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改革的窗口期像凯恩斯说的好的时候不想改，坏的时候改不了，这是凯恩斯在一战、大萧条时总结，人类总是这样的情况，经济好的时候不愿意改，坏的时候改不了，确实这样的道理。所以，中国总是在成功的时候改，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地方，一定是渐进主动的改革。
需求管理是三驾马车，供给管理的战略就是渐进主动，中西医结合，中医主要是供给端改革，西医就是控制总需求，防范通货膨胀，所以，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三驾马车中国还是供给不足。
我们认为新三驾马车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概括为12个字“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人创业”，中央政府，几次三中全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是中央锐意改革，然后地方创新，地方创新刚刚白老师也说了特惠制，芜湖那个事情，现在地方创新的例子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创新，包括华为也都是地方创新，包括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地方政府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不光是中央政府，还有个人创业。
地方的几次创业，跟大家汇报，因为中国有一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多中心的增长，有不同的渠道，为什么创新？多种原因，中国确实造就了一个制度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
个人创业我们感觉是蔚为壮观的全民创业的浪潮，1989年，民营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中列为私营企业课目，当时80多万，很少，1997年才90多万，大家想想2008年已经到了700万，美国中小企业就是700万，现在我们简政放权，已经形成增长到1000万了，这些还是企业，还不包括那些夫妻店，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有三千万，现在我们有一千万的中小企业，加上三千万的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有四千万，宏大的历史创业的浪潮，但是还不够，按我们人口总数，我们将来企业应该在两千万左右为好，它将来也是推动中国整个供给管理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