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邵平,平安银行行长)
尊敬的海闻院长，尊敬的巴曙松教授，各位朋友、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感谢海闻院长的介绍。刚才海闻院长讲了“新常态”，我今天晚上给大家讲一下“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之路”。
“新常态”这个词现在炙手可热，大家耳熟能详。新常态下的银行业又将怎样发展？刚才巴教授也讲了，中国银行业这几年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我把它分为几个阶段：一是1999年，西方称中国的银行基本是技术性破产；二是2004年开启了金融界的改革，银行业涅槃重生；三是2009年至2012年，属于银行业高歌猛进的阶段。现在，中国银行业又重新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或者说是一个寻路的阶段。当今是一个风云际会、行业剧变的时代，我相信在此期间中国银行业一定会诞生许多精彩的管理和创新案例。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题目——“经济新常态”、“银行业新常态”和“新常态下银行转型发展的一些思考”。
（一）复杂形势下的全球新常态
在讲中国经济新常态之前，先说一下全球经济。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全球一体化程度这么高。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世界经济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全球经济现在都处于复杂的“新常态”。从全球经济来看，复苏是结构性的。从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但确切地说，世界经济现在还没有走出危机。经济现象和自然界现象是一样的，都有规律性。地震发生以后，地壳发生了变化，同时地层的深处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从而呈现出一个新的“常态”。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常态”。刚才海闻院长也讲了，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从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摩根大通一季度的制造业PMI指数在荣枯线上。过了一季度，到4月份走低了0.4。从区域来看，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温和扩张，虽然不确定性还很多，但是增长还是比较健康的。3月份美国的非农就业率高于预期，这是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最好的就业率。
另外，在欧元区，处于复苏阶段的国家比较多。从欧洲来看，去年英国的GDP增长率是2.25%，相较之前有所增长；德国是1.7%；美国是1.1%。近几年，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在削减财政赤字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各国在财政赤字削减上达成了共识。从这方面来说，欧洲的整体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个新的地缘政治问题出现了，也就是难民的问题。欧洲七国的风光不在，北欧的国家像瑞典、丹麦都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日本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经济陷入了“泥潭”中，去年仅增长了0.5%。在新兴市场国家方面，有些名词都是阶段性的，特别是所谓的 “金砖国家”。金砖国家这两年的表现还是差强人意，像巴西、南非、俄罗斯整体的情况都不太好，只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还比较好。中国去年的GDP增长率是6.9%，印度是7.6%，还成为了去年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在不断地分化，特别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大，加上货币贬值和经济负增长，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通过这些情况来看，世界经济短期是复杂多变的，但是从长远来看，正处在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新起点。
从这个图上看，世界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二战前经历了一次周期。到现在是第三次。现在世界迈入了“互联网+智能技术+新能源”的工业4.0时代，处在新的经济周期、产业革命以及信息革命的起点。
从贸易格局来看，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深度的调整。从《2008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报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出现了一种“东升西落”的态势。从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的重心以140公里/年的速度东移。经济危机以后，现在移动速度超过500公里/年。从2008年到201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30%左右。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25%，可见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
全球贸易这几年有非常大的变化，开始出现明显的萎缩。前几年贸易的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出现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为什么会出现呢？WTO刚结束，又出现TPP，从而现在出现了“阴谋论”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贸易萎缩，贸易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所以现在的TPP实质上就是存量贸易的争夺战。目前，中国在贸易的发展上还停留在WTO时代，还停留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没有让利益相关的国家形成一个阵营以共同应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WTO是普遍参与，TPP则注重区域纵深合作、区域集团化。现在，TPP走在了前面，他们酝酿TPP的时候，中国还沉浸在WTO的狂欢中，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被动的。
TPP出台以后，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现在看来，在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和战略决策。
（二）正在孕育中的中国“新常态”
先说一下中国“旧常态”。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38年,这是中国经济辉煌的38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开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所以，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到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达到38.8万亿，35年里增长了160倍。3624亿相当于什么规模？相当于山东、江苏等东部省份中等地级市GDP总量的水平。现在中部省份一个地级市的GDP总量大概是3500亿至4000亿。
2002年至2012年，中国相继超过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GDP年均增速10%，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99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在4056美元至12476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所以，中国已经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在这35年里，中国经济不仅是规模发展，也有结构的增长，甚至创造了很多辉煌的奇迹。德国快速增长了15年，台湾地区快速增长了25年，日本增长了20年，韩国也快速增长了近30年。其它国家或地区有很多奇迹，但中国这个奇迹的历史更远。要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的改革开放里很多项目应该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6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经济成果惠及如此多的人口，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
然而在新常态下，曾经支撑中国35年快速发展的红利日渐式微。
第一是人口红利，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几次婴儿潮，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但是，现在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总人口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但是，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已经开始弱化，但人才红利才刚刚开始。中国这几年的大学教育、成熟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国民的寿命延长都是人才红利。现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大学生、留学生和海外归国人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第二是投资红利，投资红利还是比较明显的。过去十多年以来，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靠投资拉动出口消费。2009年，三季度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曾经达到了94.9%的高峰，接近95%。投资分为三大块，一个是基础设施，大概占了20%至25%，其次是房地产占了25%左右，最后是制造业占了30%以上。但是，目前的房地产投资已经难以再长期高速增加。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制造业也难以保持高速增长，加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完成，大型投资已经不多，增长空间有限。
第三是贸易红利弱化，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现在开始发展逆转，贸易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速。过去，外贸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强劲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贸易增长的速度通常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在金融危机之前，大概超过50%至60%。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速明显下降，连续四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日本都经历过贸易快速增长期，成为了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从实践来看，到货物出口占比达到世界总额的10%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下降。中国现在的货物出口量大概占世界出口量的12.3%，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
第四是资源红利，中国消耗的资源在全球范围来看是最多的。中国是全球煤炭生产量和交易量的第一大国，基本占了全球生产量的47%和煤炭交易量的50%。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20%。资源红利消耗殆尽以后，带来的是污染、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第五是储蓄红利，储蓄红利开始持续下探。中国的储蓄率在世界上一直排名前三，1978年的时候储蓄率是37.9%，2013年是49%以上。但是，现在开始慢慢下行，降低至40%。日本、德国、台湾地区的GDP增长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一般增长率要下降30%，而中国的人均GDP在2014年就已经达到1.1万国际元。
这张图是2009年国务院发展中心刘世锦主任的团队研究出来的。这张图显示：中国经济在2010年后进入了一个增速大幅下降的时期。他们的预测非常准确。经济整体下降，目前的情况与之前的预测也是比较吻合的。
新常态下出现了“增速放缓期”、“镇痛期”和“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情况。但是，这几个期也不能代表什么问题。 2014年5月，习总书记首次提出来“新常态”的概念，2014年12月，中央又从发展速度、发展结构、发展动力三方面做了系统阐述。“新常态”这个概念被完整地提出来。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围绕“新常态下怎么发展”，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在这些理念下又应如何发展？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些什么？就是“三个提高”——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七个优化”——优化产权结构、投融资结构、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
尽管大家的认识还是不足，但对新常态的概念的理解也在慢慢深入和完善。十八大以后，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国的经济体量那么大，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可以腾出时间进行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改革。但是，没想到新常态3年以后，7%的增长率保不住了，经济增长的压力非常大。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没了，那么亮点又在哪里呢？在新常态下，有三个亮点非常值得与大家分享一下。
1.新经济将蓬勃发展
到今年3月，中国新经济指数（NEI）已经占到了GDP的32.1%，较年初提升4.7个点，这就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以前，我们总是把经济增长用过去“三驾马车”的老思维方式去判断，因此，有很多专家学者把“新常态”说得很悲观。但是，作为一个金融工作者，我长期在一线调研。深圳是平安银行的总部，我一个月在这里待一个星期，其他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个省和企业去调研。我看到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些都是增长动力的转换。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2.5%，一部iPhone带来的经济增长就占了0.4%左右，所以，新经济对经济的贡献率是很高的。特别是深圳地区转型的这几年，产业结构调整，从而这几年经济发展非常好。2015年和今年一季度深圳的GDP增长都是8%左右，但是，公共财政收入增长30%左右，这是全国最健康、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案例。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并不是前方一片黯淡。当然，深圳也有深圳的问题，但是从全国来看，亮点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等，还有高端服务业，包括传媒文化、医疗、健康等。今年年初，电影《美人鱼》上映，票房高达 30亿，打破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现在，超过10亿票房的中国电影越来越多。我做过研究分析，在大消费领域，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玩”占10%左右。另外，医疗健康、文化旅游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增长都在25%至30%。这方面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但我认为这方面的增长是一个亮点。
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包括创新驱动效率大幅提升以及驱动类型的转换。中国过去为P型增长，新常态下P型增长出现了收缩，A型增长和F型增长有所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是P型初次扩张型（primary expansion）增长，后发经济体填补市场空白，初期是跟随型的模仿。目前，中国是A型追赶标杆型（after benchmarking）增长，缩小已有领域与领先标杆的差距，慢慢有一些领先行业标杆出来，但是今后要渡过中等收入陷阱，新常态下想要取得健康的发展，要靠创新，未来要靠F型前沿拓展型（frontier expansion）增长，也就是“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这些增长的模式和亮点，在中国的市场中都有很好的表现。经济驱动类型的转换，在中国新常态下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亮点。
3.发展结构更加和谐
2013年以来，中国第三产业占比连续13个季度增长超过了第二产业。过去第三产业是落后的，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突破了50%，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到了今年的1季度，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56.9%，高于第二产业占比19.4个百分点，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信号。
我们期望的新常态正在踏春而来。我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经过大量的调研分析以及平安银行在业务经营当中看到的现象得出的结论。1季度的GDP为6.7%，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超出预期。3月工业增加值为6.0%，维持了较高水平。3、4月份制造业PMI分别为50.2、50.1，重归荣枯线上。
虽然现在经济调整还没见底，但中长期见底的概率比较大。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出口的增长趋稳。通过“去产能”，市场预期对价格的影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具备可持续性，效益底的PPI回升、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大，整体情况和一些说法是不一样的。
（一）银行的旧常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3年，银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2003年，是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与初步发展的阶段。商业银行改组或成立，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模式转变。1979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业银行相继建立。1984年，央行剥离商业性业务，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1994年，中国设立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从1985年到90年代初期，大量的股份制银行开始建立。中国平安银行就是1988年成立的，同期成立的还有招行、兴业、华夏、中信、光大、民生等股份制银行。在此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78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为1876.5亿，相当于当今中国平安银行一家中等规模分行的资产管理规模。经过了1978年至2003年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了27.7万亿的规模，涨幅达147倍。但是，这一期间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增长只是规模的大肆扩张，结构却未得到优化。在此期间商业银行业亏损严重。1978年，银行业亏损16.6亿；1988年，亏损达679亿；1998年，银行业亏损达到了创纪录的1026亿。2000年，我国开始逐步剥离巨额不良资产，分三次共剥离了2.6万亿元坏账，自此才开始扭亏为盈。
第二阶段：2003年至2013年，是银行业同质化发展的阶段。银行业规模快速扩张，但是同质化发展严重。
资产规模总量大幅增加。2013年末，银行业资产规模从2003年的27万亿增长至150.35万亿，负债总额增长至140.8万亿。2013年末存款总额达107万亿，贷款总额为76.6万亿，复合增速分别为15.5%、14.4%。
利润猛增，收入结构得到大幅改善。银行业利润从2003年的322.8亿增长至2013年的1.74万亿，增幅达54倍。非息收入占比从2003年的个位数增长至2013年的15.1%，部分股份银行甚至超过了30%。这一期间银行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引来了很多社会非议。一些银行业同行的话语被有的媒体断章取义，破坏了银行业的口碑，其指责银行业“赚钱太容易了。在此期间，银行业利润绝对额增长，但这种利润增长是粗放型的；与其资产规模相比，利润率其实并不高，仅达到了同时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利润率的一半。
银行业资产质量良好，风险抵御能力显著增强。资产不良率从2004年的13.2%下降至2013年的1%,资本充足率从2004年的-2.98%升至2013年的12.19%，有效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银行业未受到剧烈冲击，因其抗风险能力较强，拨备覆盖率高达 283%。这一期间是中国银行业高歌猛进的黄金十年，我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谈了我对这十年的观察和感受。我们应理性地分析这十年的发展，不要简单地认为这十年的经验是成功的，否则将不利于银行业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经过这十年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大幅提升。2003年，世界排名前1000的银行中，中国只有15家；到了2013年，中国占有96家，世界排名前1000的银行中接近1/10是中国的银行。另外，世界前10 大银行中中国独占四席，其中工商银行高居榜首。
仔细分析这十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03年到2007年，同质化高速发展时期。五大行同比增速基本为10%至25%，最低也超过了7%。股份制银行同比增速达30%-40%，多数在25%以上，个别银行个别年份增速甚至达到了40%以上。盈利的快速提升，使得多数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远远超过了规模增速。银行业中基本不存在发展掉队的银行，只要跟随行业发展脚步就行。然而，发展模式高度同质化，营业收入来源单一。整个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占收入的85%至90%，利润来源几乎完全是息差，同质化严重，结构也非常单一。刚才，巴曙松老师讲到银行业务的老三样——“存、放、汇”，因为当时的中国是短缺经济，贷款方面是卖方市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当时的中国，贷款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短缺的，银行的工作是比较容易开展的。
第二个阶段从2008年至2010年，表内信贷大跃进时期。这个时期的贷款达到4万亿，十几万亿的刺激使商业银行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一路高歌猛进。2009年二季度，贷款增速达到了34.4%。2009年至2010年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银行业新增30万亿贷款，这是非常恐怖的数字。从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为什么讲现在是新常态？是因为当时那种强刺激、盲目扩张的状态，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和融资规模在此期间急剧地膨胀。2008年至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从4.3万亿上升到7.38万亿，同比增长70.4%。2010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尽管没有公开，但从一些机构分析来看，贷款余额至少超过了14万亿，规模几乎是翻了一番，债务增长速度非常快。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至2013年，银行表外业务大跃进。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包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达到了48.6万亿，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4%。表外业务扩张速度非常快，非标资产以及很多信托计划就是在此期间产生的。
银行业的理财产品，从2011年的3.2万亿，增长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复合增速高达33.6%。表外业务大跃进，一方面埋下了很多风险，另一方面为下一步银行混业经营埋下了种子。
银行业的十年繁荣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个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这十年能够快速增长？反思后便可看到这个逻辑的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改革。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期间，对银行业进行了大幅改革，这一期间国家三次拨款共计2.6万亿来对银行进行产权改革。2003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这是改革红利。
第二个是经济红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达16.8%，信用环境良好，银行业发展很快。
第三个是投资红利。投资强劲，基建和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房地产，从房地产的投资来看，2003年至2009年间，表内贷款占比大概是20%至25%；2010年房地产表内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但是又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这期间银行大力发展理财和同类业务，表外业务通道对房地产的支持有明显的上升。所有理财表外、同业通道都进入到房地产，同业业务快速扩张。2011年至2013年间，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增幅达88.1%，复合增速为23.4%。
现在看来，不管是房地产，还是政府的融资平台，通过银行的表外获取的量很大，风险很高。银行表外业务的支撑点仍在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银行借助表外乃至表表外业务投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
第四个是金融结构的红利。居民储蓄率超高，在50%左右，以间接融资结构为主导。
第五个是金融政策红利。利差受到严格监管，市场准入严格。比如：3、4个点的利差，只要把存款再贷出就有盈利，这是政策红利。在缺乏竞争、利率尚未市场化的背景下，银行在这一点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几年有一个说法，认为银行的改革变慢了。以平安银行为例：平安银行前身是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人民对深发展银行有着深厚感情。到了2000年以后，西方媒体就开始说，中国的银行开始技术破产，坏账率达到了30%以上，银行难以为继。当时其他银行都没有透明，深发展是上市公司，必须透明。所以当时政府像“烫手山药”一样希望把深圳发展银行卖掉，但国内没有一家资本愿意收购。最终新桥资本收购了，新桥资本是海外财务型投资基金，仅花费12.5亿获得了深发展的控股权。6年以后的2012年，平安银行花费了220亿才从新桥资本的手里将深发展买过来。这已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一个经典案例。但是，从专业、客观的角度来看，当时的这个过程又是必需的。这是我作为一个银行工作者客观的评价。
（二）银行业的新常态
银行业进入新常态以后，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2003年至2013年，银行业资债复合增长率保持在18%左右。经历了十年黄金发展期后，2015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同比增速降到了15%左右。
新常态下的资产、负债、贷款、存款等规模增速中枢显著下移，经济增长放缓，信贷量、储蓄量双降。最近出现资产荒的问题，经济增长放缓，信贷需求下降。风险过高的企业银行不敢授予贷款，优质企业又不需要贷款，从而造成了“贷款贷不出去”的问题。现在，很多银行的存贷比都在50%左右。直接融资占比上升，融资去银行化。另外，外部监管、资本约束加强，资本金要求提高，外部资本补充受限。比如：平安集团是一家系统重要的保险公司，平安银行作为平安集团的子公司，也被系统备注严格监管了。要求12%以上的注册充足率，使得监管成本也开始增加。最近监管从严也是一个趋势。中央银行又开始严格监管，中央银行比银监会监管得还仔细。美联储有人认为中国有监管机构，却没有监管处罚。为什么呢？美国现在对监管处罚下狠手，开出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罚单，基本会使企业倾家荡产；但是，中国的罚单仅为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从去年开始，银监会成立了现场、非现场检查组，每三年把银行轮查一遍。处罚力度加大，罚单高达几千万、上亿。所以，监管从严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脱媒”现象非常严重，对银行冲击很大。银行的盈利能力明显下降。2003年至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是49%；但是到了2014年，同比增长7.7%；到了2015年，同比增长仅为1.8%。复合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滑。2016年一季度的季报出来以后，中国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年复合增长率仍然都是个位数，四大国有银行在1%以内，1%以内的拨备都大幅下降。
规模增速下移，利率市场化导致存贷利差收窄。连续降息以后，几乎国内大多数银行的净息差、净利差都收窄。净息差和净利差是衡量银行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的，这个指标很关键。
另外，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不良率大幅上升。现在去了产能以后的这些“僵尸企业”都是银行的资产。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结构不健康，商业银行一家独大，贷款对发展的作用巨大，一旦有“风吹草动”，商业银行就会遭受严重损失。从社会角度来看，商业银行不是“弱势群体”。但是，在经济结构、资产构成方面，商业银行确实是“弱势群体”。每次宏观调控，因为贷款导致受损失最大的都是商业银行。当前不良资产率达1.75%。我感觉今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将是商业银行最难熬的时期，因为去产能力度加大、去“僵尸企业”估计能达到2%。
非息收入占比不断提升，非息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净利润增速。从金融结构来看，商业银行智慧经营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顺周期经营靠运气，逆周期经营靠智慧。过去是跟随，同质化经营；现在经济下行，经营就要靠智慧。未来的3—5年是商业银行经营开始分化的时期，分化速度快，盈利断崖式显著。上市银行非息收入占比逐年提升，2014年达24.2%，2015年是26.1%。
零售业务占比进一步上升。2008年16家上市银行的零售业务占比是17.6%，2015达到30.9%，上升了13.3个百分点。零售业务的发展是银行最重要的指标，很多银行零售占比达到了40%-50%，有的甚至更多。当前我们国家提的是“去杠杆”，去杠杆去的是B端（企业端）的杠杆，C端（个人端）的杠杆应该加大。拉动消费需要转变观念，以加大C端杠杆。当前我国个人和家庭的杠杆率很低，不到30%，相比较美国的60%，我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另外，这几年进入“新常态”以后，各家银行进行了转型和创新，在商业模式、服务产品等各种发展方式上进行了大量的研发，以求特色发展取代同质竞争。我列举了几个最有特点的例子，比如招商银行的零售、兴业银行的同业、民生过去的小微、平安现在的综合金融，各家发展的差异化特点慢慢显现出来。随着时间推移，还有更多银行的差异化和更好的创新点将逐渐显现出来。比如：光大银行的理财做得非常好，同业做得很有特点。在新常态期间内，中国会很可能将产生很多有特色的银行。举个例子：美国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在发展非常健康的时候，董事会提出要转型，转型成立的轻资产银行，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但是托管不是银行，也没有监管；后来加了“银行”的名字，给其带了很多监管上的麻烦。其本来就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完全是托管业务。这家银行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有一些想进行类似创新发展的，我认为很多精彩的故事就会在这段时间内产生。
另外一方面是科技驱动金融变革。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时代，IT公司跨界来袭。2013、2014年互联网风起云涌，全球互联网金融数中国发展最快，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科技创新带来了便利、效益、创新的速度，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巴曙松老师为其取名叫“新金融”，我认为取得非常好。2013年，互联网公司做金融产品和服务，叫“互联网金融”。传统的金融机构用互联网技术改善服务，叫“金融互联网”。其实这个叫法是不确切的，因其都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金融互联网”的叫法，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只是一个技术的平台、应用的工具。所以在此发展期间，如若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认识不清，将会带来巨大的风险。P2P就是一例。
在P2P问题上，我感觉到我们走了弯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力求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大幅度的货币贬值，出现通胀，有保值储蓄贴息；在银行大量坏账亏损的情况下，财政出钱剥离坏账，保证老百姓存款没有损失。由于缺乏合理和适当的监管和引导，导致P2P的野蛮生长并出现类似“庞氏骗局”的现象，老百姓的财富大面积地被掠夺。老百姓的财富不能得到安全的保护，让那些所谓搞“创新”的人剥夺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互联网并不能颠覆金融，但它在服务方式上是一定能推进金融服务进步的，如支付环节，过去我们要到银行转账，现在则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机操作。还有卡片的代替等，这都可以用互联网代替。另外，还有个人借贷如Lending club，陆金所，小企业贷款如On Deck，蚂蚁小贷。
但是融资、风险控制是金融的事情，风险是不可预期的，可预期的不能称作风险。但预期要有数据和模型，互联网的一些数据是不客观的，不能准确地预期风险。例如有一些网上的银行是拿社交数据做模型的，一些80后、90后天天上网，就认定80后、90后是黄金客户。这样的数据是不客观的，无法有效地防范风险。
做金融首先要有牌照，实行专营，因为风险很大。金融的本质是跨期价值的交换、信用交易和成本的降低。互联网金融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东西，支付清算的便利化等，这些对银行的冲击确实很大。对互联网金融新的认识是，新技术革命会带来传统服务的便利化，但也要认识到其中的风险。
这里面我提一下蚂蚁金服，我认为他们做得比较好，蚂蚁金服的估值超过600亿美元，业务覆盖投资、融资、消费、支付、保险、征信等。我对他们比较熟悉，也经常一起交流。现在，蚂蚁金服对这些问题理解越来越完善，而且其牌照也非常全。2014年我参加一个论坛，提出在中国依法治国，首先做金融要有牌照，没拿到牌照之前都不叫金融。金融必须是专营的，因为风险很大。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跨期价值的交换和信用交易和成本的降低。
另外，物联网的出现使得金融业态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物联网用传感器，把数据的采集变得更客观。
举个例子，刚才巴老师说的长三角地区的风险先暴露，暴露的是什么问题？大宗商品交易，比如钢贸。长三角地区钢贸业信贷风险暴露，该地区周宁籍的钢贸商利用大宗商品交易质押环节的漏洞做了抵押，银行没法客观评估而出现风险。平安银行有200亿钢贸信贷的风险（现在基本收回来了）这个问题怎么出现的？ 我们带着问题去分析，由此发现物联网对于金融生态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我们从中发现物联网，仓储通过物联网技术的改造，可以把大宗商品、动产变为不动产的属性。变成不动产以后，就可以抵押担保，融资就便利，风险也可控。这个再延伸开来，大宗商品的生产流通，全物联网化以后，就会变成标准仓单，标准仓单就有金融属性，也可以资产证券化，使大宗商品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这就符合科技带来成本降低，提升效率的定位，物联网就可以做到这一步。
2015年6月29日，平安在上海发布物联网第一支产品，就是汽车抵押贷款。为防止车主购车后赖账跑掉，所有贷款的汽车都放了一个传感器，一旦拿下来就会报警，这个质押物一下就变得很安全，所以平安做汽车贷款风险很低，收益很高，成为现在全中国最大的汽车贷款提供银行。
物联网技术应用到金融上，可以模糊金融和非金融的边界，可以降低金融的门坎，催生很多新经济业态，这其中存在着无限的想象空间。今年春天，我去拜访一位客户，他是全世界C2B的鼻祖，这位客户的酒厂是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建立的。长三角地区比较富庶，老百姓生了小孩，生了男孩就买黄酒，生女儿买女儿红，18岁以后拿出来喝，这就是定制。C2B定制用物联网方法来做，我们全程监控，茅台酒、红酒等等都可以定制。所以，定制的酒可以存放，现在小孩结婚一般在30岁左右，可以存放30年。酒本来是个消费品，卖了以后就没了，消费品的生产销售，就变成一个财富管理。所以物联网技术能模糊金融和非金融的界限，催生很多新经济业态。物联网和金融的结合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在科技驱动金融链方面，互联网和物联网的结合，在金融上肯定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它的应用也需要一个过程。在现在互联网的基础上要加强区块链，分布式计算和去中心化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所以，随着未来互联网入口的碎片化，一些互联网的平台可能几年后不存在了。这方面，平安银行有一个非常强的团队来做区块链，最近平安集团也成为中国第一家加入全球的区块链组织的。
另外一方面是监管日益完善，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20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在全球金融稳定和监管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全球监管越来越严格，特别是我们国家央行采取宏观审慎管理（MPA）体系建设，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统一审慎监管，大型金融集团加速崛起，使国内商业银行的监管迈入一个新的台阶。
中央开始金融工作会议，可能要对监管体制做一些变革，建立新资本管理标准。如：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的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缺口。加强对资本监管、理财同业业务的监管约束，未来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将继续加强，表内、表外“类信贷”业务规模收缩，银行资产扩张受阻。同时，加强流动性监管约束，引入“流动性覆盖率”新指标，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在2018年底达到100%。还有对放松混业经营，现在市场主体不满足于单一债务性融资，需要有综合性服务方案。商业银行过去只做债务性融资，没有综合化的服务，不可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一）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
在这方面提出一个课题，银行业在新常态下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我认为，推动银行供给侧改革有这样几方面；
1.新机遇
新机遇就是中央“一带一路”经济、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一体化三大战略。还有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化等新技术也带来了机遇。
2.新挑战
新常态经济下规模增速受限，以及客户需求日益专业化、综合化、个性化。现在，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新经济下规模受限，以及客户需求日益多元化、专业化。所以存在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与银行产品和服务方面不足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理念、战略、产品、服务、组织体制和增强创新能力。
今年3月底，我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捷克访问，这次访问时间不长，但是感受很多。到达捷克以后，我发现捷克总统、总理对“一带一路”十分重视：捷克要把布拉格作为欧洲的桥头堡，做中东欧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区域贸易中心、区域物流中心，定位非常清晰，主动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虑得非常细致，但捷克在对接上还存在不足，忽略了中国的金融创新、贸易便利上的瓶颈和局限。
深圳一家企业到非洲最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做初级智能手机，市场非常好。他们去年出厂4100万台，在非洲全部卖掉，成绩喜人。但由于两国在汇率上无法结算，汇率一波动，这个企业反而垮掉了。因为埃塞俄比亚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企业无法换足够的美元买中国零件，人民币没法跟当地货币直接兑换，因此把一个企业逼迫破产了。所以“一带一路”一定要有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不到位会带来大量的问题。这方面中国的商业银行，包括人民银行大有可为。
平安银行有一位合肥的客户，去年钢材的价格很低，螺纹钢价格是1600元一吨，8角钱一斤，几乎是白菜价。到了泰国的一家钢厂，每吨钢材利润1000块人民币，供不应求。周边国家的出口没有反倾销，不设贸易壁垒。所以，这家钢厂在泰国做得非常好。但是，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很难的，必须要形成一个生态、产业链，在贸易、金融上有大量的便利，企业才能发展。这方面银行的空间还非常大。
在银行供给侧改革方面，内涵和理念应该是不断演进的。
首先，转变经营理念和管理机制。金融机构现在招人不希望招传统银行的人，而是要招有新思维新观念的人，有多样化专业和实践背景的人，老一套观念是不行的。
第二，构建战略中心型组织。拒绝老一套，摒弃认为银行就是短缺经济，我贷款是帮你的想法。树立一种意识，那就是别人用我的贷款是帮我。现在都是求人家用我们贷款和服务，拉存款喝酒的日子已经过去，放贷款喝酒的比拉存款的多，放贷款反而成了不易的业务。
另外，银行应该有一个永远的词汇——“稳健”。除了稳健，还得创新，不创新是不行的。中国的银行业在转型当中，一定要记住稳健和创新，才能基业长青。
美国富国银行是由一家社区银行起家，160年前是做镖局的，西部挖矿请它做快递。2008年金融危机给富国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大美联银行收购西部3000家网点的一家做房贷的零售机构，因为房贷危机，收购一年后垮了。垮了以后，政府救助找到富国银行，富国银行就把它收购了。当时，富国银行一步迈入美国第一大银行，市值和工商银行不相上下。这家银行非常稳健，而且创新也非常好。富国银行是全世界交叉销售做得最好的，平均每一位客户用12.6个产品，而且51%的客户把富国银行作为唯一银行。有的客户几代人从爷爷、儿子、孙子，都是用富国银行这一家银行。富国银行有80多条业务线，而且之间交叉销售文化做得非常到位，全世界有两家公司值得说，第一个就是富国。
第二个就得提到高盛。高盛不倒当然有其背后原因。高盛内部的文化非常健康。一位新人加入高盛以后，不熟悉部门的事情，虽然只是个新员工，但是高盛会派一位主管人和新员工详细交流，让员工知道高盛是做什么的。而且员工离开以后，高盛还问一句非常温暖的话，你走了，我们能帮你什么？这是很有人文关怀的。所以高盛能做大，是有其道理的。
稳健外还需要创新，不创新是不行的。大家都说富国银行是保守，但富国回应他们是稳健，而不是保守。他收购一家银行，用交叉销售的模式，用两年时间整合，使美联银行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利润增长30%，这就是人家的优势。中国的银行业在转型当中，一定要记住稳健和创新，才能基业长青。
再者，一定要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立足于实体经济的创新。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再好的业绩也是“空中楼阁”。
最后，还要精益管理、优化组织流程、善用管理工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
银行供给侧改革的着力方向有四个角度：
1.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2.优化金融服务供给；
3.提升银行整体质效；
4.接轨国际转型升级。
在这四个方面，如果不突破，不创新，还是老一套，在新常态下，只会越发展越差。
（二）平安银行的改革实践
平安银行的管理团队是在2012年整合的。2012年8月，国务院批准平安银行改名。我也是2012年9月份到这个行上任的。在当时，平安银行的董事会已经进行了变革。
面对新常态，经过分析以后，平安银行转型应该怎么做？平安银行当时的基础比较差，属于银行第三梯队，和招商、浦发、民生、兴业等银行不在一个量级上。首先，我们针对目标市场，做大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玩”和国家新兴战略方面。我们对组织架构、经营结构、文化塑造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机制、产品、服务方面进行了创新。
这三年下来，从2015年的情况来看，平安银行是唯一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的银行，总存款三年增长87%，营业收入三年增长1.4倍，净利润三年增长63%。到今年一季度，平安银行又是唯一一家净息差、净利差保持三年持续改善的银行。
为什么会这样？平安银行坚持“跳出银行办银行”的理念，不用传统银行的思路，不断跟上时代的变化，走专业化、集约化、综合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这四大特色。所以，平安银行形成了三个名片——“精品金融、智慧金融、生态金融”。
我举一个生态金融的例子。平安银行进行专业化经营，成立了八个行业事业部，涵盖九大行业。我们叫“垂直细分市场”。行业垂直以后，就知道从哪儿入手，风险在哪里。平安银行的事业部从2013年下半年陆续建立，到今年8个行业事业部已经基本成型，涵盖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比如房地产、能源、交通、现代物流业、现代农业、医疗健康、文化旅游业、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等行业全部覆盖。我们把每一个行业中的优质客户汇聚起来，建立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形成一个产业链，一个商业生态，再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最近，平安银行在“一带一路”上有所突破，要组织一些企业抱团走出去，形成一个产业链。中国在国外有很多开发区。招商局在斯里兰卡找了一个60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但是，招商局做得不够，假如运用我们的模式，肯定可以更好地发展。平安银行沿产业链布局，整合行业顶尖资源，通过打造“大消费+大旅游”综合载体，为特定区域引入一揽子优质资源，促进区域消费、休闲旅游产业升级。
文娱、文化旅游和医疗健康现在非常容易拓展业务。例如最近有几个省，就希望平安能协助成立一个生态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湖南长沙支持了一个几千亩旅游区的项目，请华谊兄弟来做电影实景小镇。华谊兄弟包装了中国一半以上的明星，明星的粉丝效应非常好，而且持续不断地有新的明星涌现。如果在这个小镇拍电影，搞衍生品的销售，粉丝们肯定会蜂拥而至。过去人们看风景会有审美疲劳，看了一次就不想再去了。但是，看明星是持续不断的动力。所以，那个电影小镇经营的非常好。
在海口，我们把做海洋公园的，做奥特莱斯的与做精品酒店的客户资源共享，业态互补，形成非常好的形态。我们还发布了一个产业基金，保留他的基金服务。
我们在湖南还有创新——“电影小镇+奥特莱斯”。平安银行的事业部仿照意大利在湘江边上建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然后把意大利小镇的所有手工业者、市长、议员都请了过来。如此一来，这个旅游小镇就非常独特。
现在，我们在湖北、河南、北京、山东、陕西等地都在做类似的项目。这就是供给侧改革，非常适合现在银行的发展需要。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下行，商业银行遇到很多挑战，很多人认为现在是商业银行的“失望之冬”。但是，我认为，这正是商业银行的“希望之春”！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的前景非常美好。
在座的各位北大学子、各位朋友都是精英人才。我希望你们毕业以后都加入到金融行业来，发展中国的金融行业，更欢迎你们到平安银行来。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完）
（本文为邵平行长2016年5月25日于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第四期演讲文字实录，未经本人审阅。）
( 编辑：郭倩 绳晓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