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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p43-46，版权属于《河南社会科学》，但文章发表时经过了少部分修改，转载或引用须以本网（www.ampoc.org）发布的文本为准，谢谢！本文是“制度资本理论”研究系列之三，其中：“之一”是“企业家特别制度资本的专用性与测度模型及实证研究”（正待发表）；“之二”是“转移支付的性质”（本文参加过第三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发表于《南大商业评论》2005年第5期）；“之四”是“决策税率与表现税率的基本思想及实证分析：一个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发表于《经济经纬》2003年第5期）；“之五”是专著《制度‘谐振’与跨国立宪兼论中国未来自由、民主之路的设想》（正找出版社正式出版{请愿意出版的朋友和我联系，但收费的出版社免谈}）。本文也可以下载：点击浏览该文件
本文根据笔者博士论文的第5章第3节、第7章第3节和第8章第3节等内容并经过删节、修改而成，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宋玉华教授，感谢宋老师的悉心指导，同时，本文还要感谢北京大学萧琛教授、复旦大学华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杜厚文教授、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赵春明教授等在博士论文匿名审阅中给出的批评和建议，还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幼文教授、湖北社科院的陈继勇教授、中国社科院的陈宝森教授、南开大学的薛敬孝教授等在“世界经济周期”专题研讨会上的众多的建议。另外，本文还参加了2004年度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感谢会议论文宣读讨论过程中茅于轼教授、姚洋教授、张曙光教授、张旭昆教授等提供的批评和建议。但本文的所有错误由笔者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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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2004年7月7日于上海
修改于2005年05月1日于郑州
摘要：本文给出了包含制度资本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并根据该模型分析了制度资本的转化系数对本国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本文证明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即，当制度资本为正且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国际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选择的一致。由此，本文得到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一、要加大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力度；第二、加强“制度圈”的区域化建设；第三、关注国际制度谐振的敏感度及其预防；第四、推动民间力量参与世界博弈；以及第五、要积极主动地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制度的“谐振”，以有效地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
关键词：制度资本 国际制度谐振 世界经济周期 制度圈 区域化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14.4 F037.1 文献表示码：A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Harmonization: A Research on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gion
Fairtown Zhou Yangmin
(Zhengzhou Youngman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mpany Ltd., Zhengzhou 450001,P.R.China)
(Anti-Monopoly Point of China, Beijing 100871, P.R.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not only gives out a model of world business cycle (WBC)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but also a mechanism of WBC affected by the coefficient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a very important proposition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may coincide the rationality of an individual with the rationality of a whole if game players are all square and institutional capital is more than zero. So,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given out, such a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game, encouraging and help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o enjoy in the game of the world, to expediting the revolution of economy and politic, which can succeed in synchronizing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to deal with an impact of the world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etc.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harmonization; World Business Cycle; Institutional region;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Document code: A CLC number: F114.4 F037.1
*作者简介：周阳敏（1971-）男，重庆市人，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主要有：新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务（主要包括企业战略、企业策划、企业咨询和企业培训等）等。
国际制度“谐振”：“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研究
一、引言
当代世界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化与区域化同步进行，因此，世界经济周期也出现了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同步进行。Jonathan Heathcote、Fabrizio Perri（2002）研究指出，在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是，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financial globalization）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化（real regionalization），在后Bretton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地降低了。而James H. Stock、Mark W. 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笔者的博士论文也证明了世界经济周期的确出现了“区域内的协同性增强，但区域间的协同性却减弱了”，这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特征。然而，笔者在论证该新特征的形成机理时，只用了极少的笔墨[①]说明制度的谐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及其周期。
同时，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使得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出现了政策之间的诋毁和矛盾必然影响本国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研究国际政策的协调。而当代国际协调主要表现为各国联动的加强，注重市场秩序的规范和金融风险的防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显得相对稳定有序[②]。与此相似，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也得到各国的重视，并构成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国际制度的广泛传播并内化为各国内部的制度，成为国际协调的重要方式。
实际上，笔者认为，世界经济周期不仅表现为世界各国经济波动的“谐振”，也表现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贸易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等的“谐振”，还表现为世界各国经济活动规则和运行机制的“谐振”。而国际制度“谐振”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国际制度“谐振”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二是国际制度“谐振”的显著特征及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产生什么影响等？！前者将在后续研究中探讨，而本文则主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因此，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包含制度资本要素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分析制度资本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关系；第四部分则分析“制度圈”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第五部分则给出中国政府进入国际制度“谐振”的对策与建议。
二、包含制度资本要素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③]
所谓制度资本[④]就是制度作为投入要素，参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等过程，并因而取得了“利润”分享的机会，依靠与企业家签订的合约得到“收益”的权利。正如T·W·舒尔茨将制度放进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值之中，并认为，制度的确具有经济价值。而制度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等而言的，由于制度所有者也平等地参与了企业利润的分享，所以，应该将制度资本等同于其他资本纳入分析视野。
所谓“制度”就是指由人制定的规则，它们抑制着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随机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1998.p28）。而所谓制度所有者，就是指制度的提供者，既有个体，也有群体，特别地，通常包括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权力机构。也包括世界组织或区域性经济组织。
从宏观角度看，制度资本可以简单地列入国际制度的资本要素，并放进投资（I）之中。为了简便，有如下假设：
假设[1]：世界只有两国（i、j）组成（且约定第j国为本国，i国为他国），且参与主体的效用函数为 。
其中，Cj表示j国的消费支出，即家庭消费支出（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Gj表示j国的政府支出，主要是政府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Nxj表示j国的净出口，即出口（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表示为Exp）与进口（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表示为Imp）之差；Ij表示j国的投资支出，既有物质资本存量的增加部分（Icf），也包括制度资本（II），而且制度资本在世界各国都相同（假设制度具有同一性、否则国际制度的存在没有价值），但是不同的是各国将其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即转化为本国制度的水平和效率。测度这个转化能力的指标是系数 ，世界各国都不相同，与本国政府有关；同时，所有变量都省略掉时间下标t。
假设[2]：博弈主体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即博弈主体的单期效用函数就是进行决策的效用函数，即这是博弈周期理论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假设，并在后文中放松这一假定。
假设[3]：政府制定关税的成本为 ，并为二次型，即： 。
其中， ，表示关税税率的成本影响程度，很显然，当其它参数不变时， 越大，进口给本国的就业等造成的压力也越大，从而成本也越高。另一方面，他国关税税率越大，他国对本国的出口的压力越小，因此，本国的关税税率成本越低，而且，他国关税税率越高，给了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很好的“报复”借口，因此，本国制定关税税率的成本也较低，从本质上讲，关税税率的制定成本也是相对于他国关税税率而言的。
假设[4]：进、出口都按本国货币报价，且汇率函数为 。
在国际贸易中，汇率直接影响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影响贸易量。另一方面，汇率还直接本国产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国际比较并非是以一国自身货币计价，而是以第三方国的货币计价。因此，汇率[⑤]函数 参与世界经济波动的“传导”过程。
所以，第j国政府的优化问题就变为：
根据对称性，第i国政府的优化问题：
设两国组成的系统的内生变量就是关税税率 ，因此，两国各自按照自己优化问题进行决策。于是可得纳什均衡为（求解过程见附录1）：
代入汇率函数，整理并代入产出函数，得到：
-------------------------------------------（1）
-------------------------------------------（2）
--（3）
每一个变量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即为时间的函数，因此，对式（1）、（2）求对数，再求t的二阶导数，得到（详细过程略）：
-----（4）
---------------------------------------------------------------------------------（5）
其中， ，而 ， ， 。
式（5）就是包含制度资本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也是本文的核心方程，即本文的所有分析都将围绕该方程展开。
三、国际制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式（1）求 的偏导数，得到：
-----------------（6）
于是可以得到：
命题[1]：将国际制度转化为本国制度资本的系数越高，对本国越有利。
因此，该命题表明，国际制度的建立并非是对方国强加给本国的行为，而应该成为本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自觉行动，是本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对式（3）求 的偏导数，得到：
---------------------------------（7）
显然，当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有 ，于是可以得到：
命题[2]：当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国际制度的建立是世界经济总体最优化的理性选择，并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选择的一致。
该命题是说，国际制度的建立和推广，也是一种极好的国际协调的方式和手段，并自动地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融洽，从而走出世界经济波动的“囚徒困境”。
既然国际制度的建立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协调方式，并应当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准则，但为什么中国加入WTO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路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国家实力的差异所带来的利益差异。当两国“实力”相差悬殊时，并假设本国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即有 。这时分两种情况，一是当这种国际制度给本国（假设本国为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是正的收益的时候，即 ， ，这作为限制他方的行动可能给本国带来利益，但由于 ，则可能有：
即有 ，于是可以得到：
命题[3]：当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时，即使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假设国际制度的约束行动带来负的效应，即制度带来负的资本，有 ，这时，当两国“势均力敌”时，有 、 ；但是当两国实力相差悬殊时，则有 、 。于是有：
命题[4]：在制度为负资本的情况下，无论两国是“势均力敌”还是“悬殊”，国际制度都将被本国（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所排斥，特别在“势均力敌”时，世界经济也因为负资本而受损；但在实力相差“悬殊”时，负资本却对世界经济整体有利。
命题[3]和命题[4]的结论可以回答上述问题，当然，中国加入WTO，并非是世界各国惧怕中国高的国际制度转化能力（ ），而是在转化中发生变异，从而使得对于国际制度的环境建设不利，并有可能带来各国利益受损（ ）。
的确，中国已经加入WTO近三年了，但是我们的制度学习和制度模仿却出现了极大的错位，我国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因此，这不仅为中国经济波动出现危机埋下伏笔，也为世界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总之，不管是国际正式制度还是国际非正式制度，都对世界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制度的发展是世界经济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国际协调机制日益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国际制度又推动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保障国际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健全。而当代世界经济出现了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并行，这也必然导致国际制度“谐振”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并行，即出现“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
四、“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
随着交易成本结构的变化，当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的比例越来越低，转换成本和谈判成本占据了重要位置，特别是对于某些高新技术产品，例如IT产业等，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基本上“消失”了，因此，世界经济周期的“区域化”就会出现新的现象，即“地理圈”的区域化将让位于“制度圈”的区域化。
所谓“制度圈”的区域化，指的就是作为一种协调成本方式的制度，因为内涵相同或者相近，而出现的区域化现象。制度内涵的相同或者相近，可能因为制度仿照、制度学习和制度竞争等，特别是WTO规则在全球的推广，世界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世界组织在经济援助的同时，还表现为大量的制度援助，以改造受援国的制度环境。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有人认为，为了得到570亿美元的AMI贷款，韩国政府忍辱负重，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AMI）苛刻的条件，丧失了相当的国家自主权[⑥]。其中所谓的“忍辱负重”就是必须接受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改造金融环境的同时，改造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某些制度本来就应该全球化或者区域化，例如财政制度、税收制度等。因为这不仅涉及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的竞争力，也影响到外国企业在本国的生存条件和国民待遇等问题。
虽然，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体现，决定税收政策和制定税收制度本来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但是，像欧盟这样建立共同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无疑是一种国家财政主权向共同体统一的征税权让与。这种让与是税收制度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是税收国际化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税收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国国际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以税制趋同、相互协调为主要特征的。税收国际化是税收分配关系在国家之间的拓展，将使进入世界市场的国家之间的税收差别缩小或消失，有利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⑦]。
同样地，WTO规则限定了政府行为，提出了各国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并将这些“制度”法律化。很显然，各国一致的制度安排必然使得各国的交易成本大大地降低，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反过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也必然加深制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延伸和推广，从而再加大了“制度圈”的全球化。
同理，世界上大多数区域性经济组织，几乎都建立了比较一致的制度结构，特别是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这些制度安排必将影响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区域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周期的运行。而且，笔者坚信，随着各类制度的区域化和全球化，政治制度也必将区域化和全球化，并与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事实上，由于“交易成本”结构的变化而出现的“文化圈”、“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笔者早已经在笔者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作了介绍。在James H. Stock、Mark W. Watson（2003）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了七国集团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虽然整个集团经济波动的协同性降低了。笔者认为，“地理性”的区域化让位于“制度性”的区域化，是交通工具飞速发展的结果，也是产品技术含量飞速发展的结果，更是计算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飞速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性”的区域化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这就是说，两国是否组成区域化集团，不在于两国的地理位置有多远，也不在于两国的技术条件、人文环境等差异有多大，而在于两国是否有诚心，是否真心实意地推动“交易成本”的下降，促成制度结构的变革，并反过来促成经济结构的变革，继而形成区域性经济联盟。这对于理解为什么中国与远在天边的某些国家的经济岌岌相关，并有可能建立“制度性”区域经济联盟，但却与近在咫尺的某些国家的经济谐振程度很小，如一直倡导的“亚元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一方面，这与本国国内对他国历史、现实和未来没有清楚的认识，也缺乏真正的国际战略和区域战略，而且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更是“挑拨”“离间”各国之间的感情等；另一方面，某些国家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罪行，不能正确面对过去，特别是右翼势力越来越猖狂的今天，中国试图在东亚或者亚洲建立“地理性”的区域性经济联盟，已经非常困难。但是，“制度性”的区域经济组织却给出了区域经济联盟的另一条生路，也给出了区域经济组织发展的新的思路。
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结构的变化与“交易成本”内涵的发展，“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将出现新的趋势，并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内涵。
五、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1、加大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力度
加大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力度对于促进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形成，为中国谋福利奠定坚实的基础。对比命题[3]、[4]与命题[1]、[2]可以发现，当参与博弈的国家与世界力量对比悬殊时，往往会导致参与国与世界的利益冲突，而当参与国与世界力量比较相当时，博弈可以达到两者的协调一致。也就是说，博弈力量的不对等将导致弱国的经济的运行出现负向的正反馈，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必须打破这个格局，跳出负向的正反馈的圈子，力争进入正向的正反馈系统。
一方面，中国除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利益的协调，参与国际博弈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脚踏实地地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实力。当然，中国也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制度的谐振，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初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又将促使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便有效地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尽管如此，但中国的系统性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还尚未完成，面对世界列强的竞争，中国政府不仅要勇于改革，而且必须尽快改革。因为决定中国命运的近几年，将是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相互协调的几年，也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关键几年。而中国加入WTO的全部承诺也将在近几年逐一兑现，这给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主动地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增强中国进行世界经济各主体之间博弈。
随着中国经济渐渐地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经济参与世界博弈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越来越接近于发达国家。正如命题[1]所述，加强国际制度的谐振也是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也就给出了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性选择，也就是说，建立与世界各国协调一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中国政府的必然的选择。因为制度作为一种资本进入生产函数之后，制度全球化的“谐振”，就成为世界经济的基本发展趋势和必然规律。
因此，中国的各项改革和法制建设可以进行制度模仿或制度学习，甚至可以一步到位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
3、加强“制度圈”的区域化建设
“制度圈”的区域化与全球化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本文认为，“制度圈”的区域化取代了地理圈的区域化，可以为中国和更广泛的国家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捆绑利益，赢得在世界博弈中的重要位置。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具有一致性。“制度圈”的区域化不仅扩大了地理圈的区域化所不能及至的领域，而且还促进地理圈的区域化，即“制度圈”的区域化带来了地理圈的区域化的竞争，从而使得地理圈的区域化更容易达成合作协议。
4、关注国际制度谐振的敏感度及其预防
为了分析国际制度谐振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程度，先给出一个定义：
定义[1]： 是变量x对变量y的敏感性的测度，表明x的变化引起y的多大变化。
当 ， ，则敏感度随x的增加而增加；同理，当 且 ，敏感度也随x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
对式（6）求 的偏导数，有：
同理，对式（7）求 的偏导数，有：
则可得到：
命题[5]：当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无论本国还是世界对国际制度的敏感度都随着制度资本的转化系数 的增加而提高。
该命题的隐含的政策建议是，必须关注国际制度谐振的敏感度，并防范它的消极影响。事实上，由于世界经济周期随着制度资本转化系数的提高而加速地增大，这势必带来经济波动风险的增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加以预防。
5、推动民间力量参与世界博弈
参与世界博弈及其博弈规则的制定，是维护中国权利的关键，而中国的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他们不仅需要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的交往，也需要直接参与国际矛盾的协调。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中国政府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民营经济，所以导致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处处失利。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容许大量的民间力量参与世界博弈和博弈规则的制订，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的重要举措。而且中国政府本身的构成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府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效率不高，也决定了中国政府参与世界博弈的能力不强，因此，是否容许中国民间力量参与世界博弈，将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关键。
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他们越来越有能力和精力参与世界博弈、参与国际协调，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但是，毕竟中国民营企业还很年轻，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也必须积极鼓励和帮助民间力量参与世界博弈。
六、结论
本文给出了包含制度资本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同时，根据该模型可以分析制度资本的转化系数对本国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分析结论如表1所示。
两国“势均力敌”
、
、
两国对比“悬殊”
、
、
表1含盖了本文的四个基本命题，特别是当制度资本为正且两国“实力”相当或结构对称时，国际制度的建立就可以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选择的一致。由此，本文得到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一、要加大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力度；第二、加强“制度圈”的区域化建设；第三、关注国际制度谐振的敏感度及其预防；第四、推动民间力量参与世界博弈；以及第五、要积极主动地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制度的“谐振”，以有效地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
参考文献：
Wolfgang Kasper， Manfred E. Streit. 1998.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Northampton, MA, USA。
Jonathan Heathcote and Fabrizio Perri, 2002.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Real Regionalization”. http://www.nber.org/papers/w9292. October 2002。
James H. Stock、Mark W. Watson，2003.“Understanding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Dynamics”. http://www.nber.org/papers/w9859. July 2003。
周阳敏，2005.《世界经济博弈周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本文地址：http://www.ampoc.org/article.asp?id=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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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笔者博士论文的第七章第三节，2000字左右的篇幅。笔者的博士论文将国际制度谐振理解为国际协调的重要手段。
[②] 谭雅玲、景学成.“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运行八大特点”. http://www.financialnews.com.cn/gjgat/200312260053.htm
[③] 该理论模型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也有相应的证明和推导过程，在此只简单地列出结果。
[④] 参阅笔者的论文“制度资本理论及其理论模型”.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年会，http://efnchina.com/cn/CEAC/%E7%AC%AC%E4%BA%8C%E5%B1%8A%E5%85%A5%E9%80%89%E8%AE%BA%E6%96%87/%E5%88%B6%E5%BA%A6%E7%BB%8F%E6%B5%8E%E5%AD%A6/%E5%88%B6%E5%BA%A6%E8%B5%84%E6%9C%AC%E7%90%86%E8%AE%BA%E5%8F%8A%E5%85%B6%E7%90%86%E8%AE%BA%E6%A8%A1%E5%9E%8B.doc。
[⑤] 这里的汇率就是以第三方国货币计价的本国货币的价格，而不是两国之间的货币计价，主要考虑对称性。
[⑥] http://www.easysea.com/junshi/jfhd/009.htm
[⑦] 周国川，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税收国际化问题.http://www.sdta-n-tax.gov.cn/fag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