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红五月研究生学术季讲座
题目：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巨大挑战
演讲人：华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时间：2006年5月11日
地点：证券期货楼二楼报告厅
讲座要点整理：dongfangbo
1、现在很多人在争论收入分配问题，要理性。
我们都应该明白库兹涅茨倒U假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曲线，而是一个先升后降的非线性函数。经济增长初期的收入分配拉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要你出离传统社会，只要你发展市场经济，每一个体的禀赋差异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异。但是这条曲线为什么会下降呢？到一定阶段，人们会接受教育这种外部性极强的公共产品来最大限度的拉平人力资本的差异，人们的税收意识和觉悟会上升，政府的转移支付此时才能达到效果。
所以说再分配政策必须要抓好库兹涅茨曲线的驻点、在这一临界状态下开始实施，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我们如今许多鼓吹再分配的专家学者、热血青年们，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1500美元之时就如此强力收敛，就前途渺茫，就打起退堂鼓，就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就公然叫嚣回到过去，回到“公平”的计划经济，那将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结果！一旦如此，则中国20余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将立刻消亡。中国人对于改革反悔过许多次，每一次都以经济增长的停滞和社会财富的消亡为巨大代价。
有些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合理的，我们中国人自古喜言均贫富，不患寡患不均，我们也自古就只重财富分配不重财富创造。现在网上舆论都在讲创造财富的富人有罪，打着和谐社会的幌子在一个错误的时机强力推行社会再分配。
有些收入分配的差距是不合理的、人为的，这必须加以改革。中国股改蒸发掉15000亿现金流；2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现金流经由房价上涨被掠夺性地吞噬；社会医疗与社会保障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高等教育是增长个人人力资本的，应当收费，但九年义务教育是生产良民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外部性极大，不应该收费。
2、不要妄言自主创新。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这种新的三农政策，我个人并不认同。中国的特殊结构造成的收入分配对于中国农民最为不利。我们的第一产业比重很低（15%），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又很高（49%），这种结构是症结所在。
中国到了放弃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的时刻了么？中国到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了么？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的结果是，高学历的高新技术人才使得经济结构向高端走，贫富差距不会缩减反会拉大，这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上海要勇攀高峰——走科技兴市之路，走自主创新之路，放弃劳动密集的战略，那上海的下岗工人只有坐在家里继续打麻将。市场无法出清，一般均衡无法实现，社会矛盾岂能缓和，和谐社会如何得建？
服务业是一条出路。无论高端、低端，都可以在服务业中找到就业机会，中国目前的三产比重仍然太低（33%），制造业比重依然过高（52%），世界中等国家的三大产业比重是10：38：52。
为什么中国的服务业不发达呢？分工不充分，企业不敢大规模外包，这又是为什么？在一个缺乏诚信的国家，分工秩序必然停留在十分肤浅的层面。
3、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是屠宰场。我们且看它是如何吞噬居民收入的。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可用一个三期模型来分析它的股市的优胜劣汰机制。0期：观察发现绩差企业；支付信息成本。1期：低价购入绩差企业股票，获取控股权进行监控；支付重置成本和现金成本。2期：业绩提升，变成蓝筹，股价上升，采取混合策略；抛售部分获得交易收入，持有部分获得投资收益，获得现金流。只要2期获得的现金流大于0期、1期支付成本之和，则只要出现一个绩差企业，则机构投资者就会猛虎下山一般前来撕咬，这样的机制是消灭落后企业的机制。
中国的股市不允许全流通，在此情形下，国有股如何退出呢？它只有大量占用上市公司现金流。中国股票市场的错误应该说从一开始政策设计的动机和目的上就注定了失败，吴敬琏老师说这是一个赌场，我说它连赌场都不是，赌场的投资者居然要亏损，这分明就是一个屠宰场，凡入场者皆杀无赦。
4、房价上涨是经济增长的起点？不，是终点。判断房价上涨与否的标志是居民收入房价比。
正常的价格传导顺序应当是工资提高，房价跟进。判断一个地区房价是否上涨，不是看它的绝对量，不是看它与国外类似地区的比较，关键是要将观察的视角限定在一个以收入为标准的坐标平面上。国际经验告诉我们，房价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房产是资产不是商品，资产的价值不取决于实物，取决于金融流，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取决于到底有多少人有意愿来承接这个摊子！泡沫如果可以预期它就不成其为泡沫，泡沫都是不可预期的，很可能有一个很小的小概率事件引发羊群效应导致毁灭性崩盘。
负面的例子有日本，我们都已清晰明了。正面的例子有德国，它的房价增长始终与收入增长同步，因此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权重不变，德国的制造业、服务业依然发达。当然德国近来有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它在欧元启动后它作为稳定准备金的一个主导性国家，其政策的灵活性被大大限制，透明性稳定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的不再挥洒自如；而东西德合并之后在经济上的融合也带来一定的矛盾。我前不久访德时，那边一位经济学家对我说，你们的小平同志太伟大了，它搞一国两制，我们合并后搞一国一制，问题重重。
房价过快上涨的经济效应有哪些呢？它使得本来就已十分疲软的居民收入被一分为二，日常消费势必下降，房产泡沫并不增加真实财富，类似货币幻觉，这种严重的挤出效应不仅影响宏观层面的企业投资流向，也会直接限制微观层面的个体消费行为。
当一个国家，生产房子的人一个个接连成为首富的时候，那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5、转轨时期的政府是一个与民争利的挣钱政府，政府职能变异造成的居民储蓄倾向增加。市场的地位仍然微弱。
我们远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全能政府，直接干预每一个微观企业和个体，在转轨时期则演变为一个挣钱政府，唯独没有转变为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格政府。
政府热衷于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忽视了公共品供给。公共产品的短缺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变大。计划经济下的消费品短缺正在逐步转变为转轨时期的公共品短缺。
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批评现状，但是批评者给出的药方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错了，我恰恰相反，这哪里是什么市场经济，政府还在争利，市场还未站稳脚跟。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不容动摇，而且需要继续推进。
6、关于垄断：李荣融同志的经济学笑话
李荣融同志去年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的石油行业、电信行业已经一分为N，因此就不存在什么垄断了”。这是2005年经济学领域的最大笑话。同一件衣服做成三个口袋还是四个口袋五个口袋，就说是竞争了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政策如果始终是让这种思维的人来管理，还会出问题。
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效率，本人读大学之前在国有企业工作五年，我目睹了国企的效能低下，才下定决心要学习经济学研究其原因。一个没有激励机制的企业，一个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企业，一个不充分按照贡献来分配的企业，没有出路。
这几年有很多人关心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并借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加以质疑。他们口口声声国有资产全民共有有我一份，因此阻挠国有企业的转制，甚至鼓励国有企业的继续做大，从而客观上助长了这两年国进民退的妖风，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更大的挤出效应。
7、社保、医保、教育，政府必须负责。
有一些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主持，但政府恰恰又把他们放弃了。比如社保、医保、教育等，居民不得不为公共品短缺而买单，这就挤出了私人消费，使得人们为了将来的保障越发严重的增加储蓄；另一方面，政府在放弃应有责任之后又垂涎三尺地进入私人消费品的生产领域，这又挤出了大量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了，而是根本没有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改革还要继续前进，不能后退。
8、教育失败的原因。
人力资本极为匮乏（教育投资不足），基础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的投资诚然不足，高等教育也并不乐观。我们为什么说毕业就是失业，为什么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如此严重的问题？扩招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结构。
我们的文科专业太多了，200万我就可以建一个经济系，请几个教授，招50个学生。但是工科专业的建设太少了、太难了，一个实验室就要超过200万，因此作为理性人的高等学校只好趋之若鹜地严格按照自己的预算约束线在工科和文科的无差异曲线上游移，其结果是文科的泛滥、综合类高校的越办越大越办越多。上海市年薪十万招聘高级技工，仍然一将难求。可见资金瓶颈之关键。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中国政府的教育投资占世界总教育投资的4%，剩余的部分由谁来买单？老百姓。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
在一个还有待于完善宪政和民主监督的基本框架的体制下，在一个政绩评价标准和官员升迁制度比较随意的国家中，一个五年一届的政府不可能有动机做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作。我们的口号永远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我们追求的利益始终不超过三五年，我们永远不会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年做十件事要比十年做一件事容易得多，这就是短期政府与跨期教育投资的根本性矛盾。
9、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进步。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溢出效应，必须由政府投入，且政府的行为不能短视；商业性开发和新技术的推广可以私有化且只有较小的溢出效应，这应该由企业来担任主角。
这意味着，国家要花钱养科学家，而由企业花钱养工程师。但我们的现状是国家去和企业争利，也来养工程师。如此下去，我们还会有陈景润么？科学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科学家是天下“第一大傻”，政府不养他，就不会再出现。
自主创新是一个体系，不是企业行为，我不赞成没有丝毫知识储备和物质积淀的条件下奢谈自主创新。中国还有一个国情，任何事都要搞成运动式的，我看现在只差一步了，就是政府下命令给企业，规定每个企业每年创新多少，这离计划经济已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满大街都是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一个理性的企业他凭什么会去创新？它有远见，它有勇气不惜血本，还是它社会责任感高和道德感优越、主动响应国家号召？
我当然承认有这样的自主创新并走向成功的企业，但这只能是极少的案例。小概率事件只能发生在正态分布顶端的那个点，离开那个区域就不会存在。把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作为普遍规律来推广，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此外，我们鼓励创新，但是创新的风险巨大，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这是1和0的二进制问题，没有一个创新风险基金，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厌恶者与风险偏好者无法进行交易。
10、中国制造的危机。
没有内需有没有创新的动力，那么经济增长只有两条路径：一靠投资，二靠出口。投资与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此产生市场依赖和资源依赖。
世界资源供给（资源价格上涨）—〉中国制造—〉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下跌）。
先知先觉的温州人几年前逐步退出制造业领域，走向能源、走向矿山，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说明了中国制造的危机已经来临，数量扩张型增长的奇迹不可持续。
11、离土不离乡的三农政策导向是罪魁祸首。
新三农政策取消了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在政策导向上是逆城市化进程而动，鼓励农民务农，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比重，加大了农民工从城市的回流，人们回去了，粮食生产会获得一时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发生多次的粮价下跌，而没有了非农收入、只依赖种地的农民其收入也必然随之下降，区区300亿农业税的减免对于农民一点作用都没有。
千万不要把已经进城的农民赶回去，逆城市化潮流而动必将带来难以吞咽的苦果。离土不离乡、小城镇建设、农村工业化产生农村人口的锁定效应，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天然地具有自给自足性，农民留在农村不会带动消费。而农民工进城他不仅要创造财富而且也会扩大消费，他要喝豆浆吃油条而不是吃自家的粮食和鸡蛋。
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经济增长只有两个时期比较突出，一个是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一个是公元1000年至1200年的北宋南宋时期。宋朝一个国力较弱的时代，宋代的皇帝多画家诗人、文人墨客、不懂得宏观调控，然而正是有了无能的政府才有了市场的辉煌发展，南宋南迁后，人均耕地减少，农业就业人口也随之减少，工商业精神崛起。
我们今天的温州精神也是如此，温州狭小的地域根本没有条件发展农业，人均耕地极少，这也催生了温州人的工商业精神。温州的原始积累来自何处，来自不辞辛苦的劳动，你曾经困了就睡长途客运站的地板么？你了解温州人不积跬步的辛劳精神么？那你就不要轻易地单凭个人的情绪给他们冠上“坏人”的头衔。
12、中国农民缺乏的从来不是基础设施，缺乏的是现金流。
如果现在不解决让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就永远没有机会了。解决的方式：土地改革，让农民对土地拥有完全的主权。农民进城他可以将土地变现，我们不要担心农民变现之后去抽大烟之类的印度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扣除一部分变现资金作为进城农民的社保基金。若无土地的所有权，则无法经营自己的人力资本，也完全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抉择。
毛泽东曾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问题。而他在解放后初期的几年里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惜的是，他后来反悔了，头脑发热了，一场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掀翻了原有的格局。如果解放初期的土地政策能够贯彻到底，也许中国的三农问题今日已不存在。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说，十一五期间，新农村建设将由国家每年投入2100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我听得一身冷汗。我前不久刚做过调研，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政府为他们安装了自来水等设施，但农民依然用的是自家的井水，为什么？因为农民的收入承担不起自来水的费用。还有的地区为了达到“村容整洁”的要求，政府斥巨资兴建垃圾处理厂，要求农民将自家垃圾送至处理厂，每袋垃圾收取处理费6分，其结果自然是垃圾场空空如也。
原因何在？中国农民缺乏的从来不是基础设施，缺乏的是现金流。
13、中国的价格走势将会呈现两极分化状态。
自由竞争市场其价格将会继续下降，垄断部门其价格还会持续上升。我们能够看到任何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最繁华的营业厅必定是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这是典型的垄断部门、暴利行业。作为一个企业，他们的业务是什么呢？说得好听点，他们是买了两张电话卡；说得难听点，他们就是往马路中间一站，向双方同时收费，他们的业务就是收费，一个只管收费的企业，任何智商的人做老板都会赢利。
14、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
国际贸易中有冰川效应之说，亦即南极冰川漂流到赤道就会全部融化，这说明了古典理论假定的运输成本为零的说法严重缺乏现实基础。这使得我们在考虑区域经济问题时必须重视地理条件及其相应的运输成本。
大前沿一先生有一个有趣的理论，人口、产业、资金聚集在沿海100公里的土地上，如同黑夜里的灯光，沿着这一范围点亮，而越远离这一区域，越是一片黑暗。这不是简单的环境决定论，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美国的东西两岸都是人口资金产业密集，中间地带则寥廓无比，人均耕地15到20公顷，这样才能产生规模化经营的高效农业。大前沿一的这一理论已经被我们的杨立伟同志所证实，大家看他从太空拍摄的亚洲地区的图景，一片黑暗之中闪现的几个亮点，完全按照上面所说的规则分布。
我们不要担心地区间人力资本的流动会带来种种社会问题，我们也不要妄想凭借一种倾向性政策就能够抚平贫富的距离。只要你给市场的自由空间，只要你给人民以自由选择和迁徙的权利，一定能够创造出财富，一定能够走上哈耶克所讲的通往富裕的道路。
若干年前，近200个中央委员、超过2000个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用手投票决定西部大开发政策，直到今天其结果如何呢？2亿多人民在西部用脚投票表达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无可逆转的趋势。
15、我们不把掌声留给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难道要把鲜花送给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的老总？
跨期均衡的欧拉方程：本期消费+本期资产=（下期消费+下期资产及其收入）/贴现率。由于中国居民的本期资产被滥用，于是减少了本期消费以弥补未来消费。为什么会滥用和剥夺居民资产？问题严重的国有企业（债转股）、糟糕的金融体系（补贴而非配置）、资本形成率极低，所以只得靠剥夺居民的金融资产和引进外资。
我曾到许多国家访问，在巴黎、纽约等城市的大街上唯一能够看到的、在霓虹灯广告牌上与世界知名企业比肩而立的中国企业，就是青岛海尔。2004年居然有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人大骂张瑞敏及其领导的海尔员工侵吞国有资产。
我们中国太缺乏海尔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了。甚至可以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没有几个，但中国的资本运作家的确不少，你今天投资这个领域、明天投资那个领域，风险投资，这不叫企业家，这叫投资家、资本家。真正几十年如一日在一个行业中做深做透成为领头羊的企业，值得我们尊重、珍惜。这样的企业的领导者，是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企业家。
我们不把掌声留给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难道要把鲜花送给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的老总？
16、跨国公司的技术为何不向中国转移？
任何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都是出口导向的，需要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很多人认为政策导致出口依赖，这是不符合历史演变程序的。
跨国公司是国际化、全球生产的，不仅进行要素套利，也进行税收套利，依靠基于民粹意识形态的主张，号召取消跨国公司的超国民待遇，那他们毫无疑问会拍屁股走人。
一个模型：π=(P-C)*Q-γ/2x^2-T-G假定创新风险正态分布，故取期望γ/2，X表示盗版程度，T表示人力资本，G表示存量。
一个人力资本不发达的国家，即便买来了技术，也没有能力消化。
一个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的国家，知名企业是不会来的，中国盗版太厉害了，达到极其逼真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消灭世界品牌的国度。2亿人都穿着“鳄鱼”，这个牌子一定毁了。
一个国家能不能引进先进技术，与市场没有关系，只和人力资本累积的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有关。因此，现在有些人批判中国“市场换技术失败了”，其实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17、来自外部世界的制约。
中国外贸带来的两种效应：国际乘数效应（进口拉动国外需求）、国际替代效应（出口挤出国外供给）。2002年，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甫一入世，中国纺织品便横扫美国市场，增长率为4800%，将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等所有国家的市场份额统统挤出。
由于中国需求增长慢于供给增长，且供给增长数量大，所以替代效应高于乘数效应。从而面临国际社会的增长壁垒（贸易制裁和汇率升值压力）。2004年宏观调控加剧了这种压力，因为它旨在抑制投资，同时又无法提升消费，结果出口就成了唯一的宣泄口，“产能过剩”的祸水便向国际社会一泻千里。
18、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出路。
对内出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深化结构改革，在国企、金融等问题的改革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把钱用在城市扩张上——城市化战略上，不要用在补贴返乡务农上。
对外出路：坚决防止人民币升值。
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出口成本上升—〉企业自动调整结构—〉？
我认为，人民币升值—〉存在失业—〉降低工资—〉人民币实际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
一个企业老总将员工的工资降低了20%，问其原因，曰：“不是你们经济学家说的人民币低估20%么，那我提前行动好了。”在我国现在这样一个人均GDP仅仅1500美元的国家，财富的生产尚存在是否可持续的危机，就如此快地吃下升值的苦果，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打击难以估量。
我们是弱币，必须锚住美元，美国不倒我亦不倒，美国倒了我再站起来也不迟。我们应该粘住美元，让他甩不掉。而在贸易上采取一对一产品谈判的模式，那样的成本是分散的、递进的。像这样通过一揽子货币升值带来的全部产品的比较优势下跌，又处在这样一个国内投资与消费风雨飘摇的时期，无异于自断经脉，其代价由国内企业和百姓承担。这样丢分实在是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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