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的不朽著作《国富论》里就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以及建立起对自由市场的基本的信仰体系。然而这种信仰不但没有随着市场给人们带来的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巨大成就而变的更加坚定，相反，它在本世纪面临了空前的挑战。在这个世纪的某段时间里，甚至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正是在这时出色地为市场提供了辩护。这本作为纪念其诞辰75周年而出版的《斯蒂格勒论文精粹》，尽管只是他的丰硕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但是的确代表了他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产业组织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在这本论文集里，我们可以看到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的两方面的巨大贡献：一方面，斯蒂格勒以其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坚定信仰以及对市场运行的深刻理解，向我们揭示了真实市场运行的若干规律；另一方面，他以他的严谨的方法与态度研究和分析了许多经济政策特别是管制政策运行的确切后果，并以这些事实为依据，有力地为自由市场制度提供辩护。
《精粹》共分五个部分，即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思想史和杂文等。在有关经济学的论文里，斯蒂格勒对最低工资立法、市场范围与劳动分工、规模经济、信息经济学、免费搭车和集体行动等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作了研究。在《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里，他得出的结论是：为减轻贫困而制定的这种政策，不仅对减轻贫困起不了作用，而且还扭曲了资源配置。这使我们不禁要对没有充分的证据而光凭所谓的良好的愿望来实施的政策保持警惕。他对市场范围与劳动分工问题的探讨也是深刻的，他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分工与企业规模不相关的命题，也即说随着分工的发展，企业的规模可能变大也可能变小，二者并非必然地正相关。这也为事实所证实。他又在研究规模经济时提出了一种评判厂商规模的新方法，这种通过生存检验来评判厂商最优规模的方法对产业组织的研究很有影响。在发表上述论著后不久，1961年斯蒂格勒又发表了他一生中对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成果。在这篇名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里，他对市场运行中的许多与信息有关的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虽然广泛存在却被许多经济学家漠视。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这个被引起广泛关注的经济学新领域的地位，他与另外几位诺奖得主阿罗、维克利等一道成为这个日益变得有活力的领域的开创者。同样，他对免费搭车问题的研究也卓有成效，指出“独立于某联合体之外的行动是免费的”这一命题并不正确。这种对免费搭车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作为对组织问题的研究之一，也被他运用于对政治市场等问题的研究之中。
在关于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等方面的几篇文章里，斯蒂格勒对市场作出了雄辩的辩护，对某些过分夸大市场的缺陷的观点给予驳斥。同时，他给出了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恰当定位。他认为，人们今天的进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而不是其他的组织，更不是政府。然而，知识分子似乎自古以来就有某种陋习，他们耻于言利，对市场“深恶而痛绝之”。不过他们反对竞争的理由实在并不高明，而且包含了某种偏见甚至搀和了许多个人的利益。为了澄清这种对市场的无知和偏见引起的混淆视听，他在《经济政策的目标》一文中明确地强调了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把个人自由放在首要的位置。同时他又指出，对于政策目标寄予过高的期望将是错误的，实际上经济政策也并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达到目的。而且政策本身是复杂的博弈过程的产物，其目的也往往并非是或主要不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论证和口号上的泛泛而谈是没有意义的，何况有些理论并不正确，关键在于要找出政策效应的证据。所以，在《经济学家与政府》中他竭力主张“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在经济政策的广泛讨论中贡献出一点自己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对各种经济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之间关系的特别理解”。他实际上树立了一个对经济政策有发言权的经济学家的典范，这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自由的坚定的信仰和理念，二是熟悉政策运行的实际后果。
在《精粹》中论及产业组织的论文里，斯蒂格勒广泛地研究了寡头市场、企业反向保护伞、反垄断、管制等问题。他向我们揭示了真实市场的某些方面。市场不是我们经常联想到的某个讨价还价场所，也不是画在黑板上的一条水平的供给曲线（边际成本）和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市场是一个有结构的复合体，买卖双方和政府都是市场里的重要力量。买卖双方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对比是产业组织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政府的力量的介入正是产业管制。但管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竞争，管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难于开展有效竞争的产业引入竞争。他用大量的数据而不是用空谈阐明这些市场里各种力量的不同组合以及某些政策的实际经济后果。
到今天，自由市场制度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最有效的制度。人们也许正在从斯蒂格勒等对自由市场的强有力的辩护中获得益处：市场正在以更迅速、更广泛的方式扩张，人们从自由市场里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财富和方便也大大增加。然而这不等于说可以不再计较与自由市场有关的经济政策的后果。人们，尤其我们，仍然必须对斯蒂格勒的观点和开创的方法给予高度的关注。
转自柯荣住：《中国学术》200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