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新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在对中国历史上历次经济变革的分析评价中，引入两个颇值得称道的分析工具，一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二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的“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吴晓波在这本书的导论中就指出，中国历史以至当下的所有问题，都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争斗和妥协的结果；而四个基本性制度则是支撑起大一统国家集权政体的四块基石，是在长期的历史运行过程中得以打磨，最终趋于精致完善。
西哲有云，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位置，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水平曾长期领先世界其他文明(国家)，为这一点而自豪，算不上妄自尊大。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在那些领先的方面，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上演着破坏、倒退和重建，诸多的悲剧性事件或者说下滑轨迹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尊重历史，需要从正视和反思历史开始，要超越“我先前比你阔多了”一类的阿Q式满足，真正找到曾一次次带来文明繁荣的历史动力，以及致使“破坏—倒退—重建—繁荣—僵局-危机—再破坏……”循环上演的根源。
对中国历史的反思，通常发端于对专制权力的批判。这个角度可能有助于解读宫廷政治、皇权与相权、皇权对社会和思想文化说起到的抑制作用等问题，但无法用来分析统一与分裂、经济繁荣或衰退、对外扩张或退守软弱等更实际更具体的现象。譬如，同样的皇权专制，为什么有时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商业繁荣、农业增收的作用，实现所谓的“天下大治”，而有些情况下却又造成相反的结果。如果引入国外的例子，某些总结中国历史而得出的结论就更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专制日本在19世纪成功推行了明治维新，一跃成为近代的工业强国，而同属君主专制国家的沙皇俄国同期的改革探索却迎来了失败的结局。
梁启超曾讥诮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中国历代帝王将相的家谱。用“家谱”探讨历史定律和规律，本身体现出视角和方法上的经不起推敲。王朝、皇权、政治的兴衰成败，绝非人们愿意津津乐道的宫廷政治所能决定。盛世不能仅仅归功于一个或者几个明君贤相廉臣的躬耕，衰败则更密切相关于灾变、社会思潮、土地兼并等外在压力下主政者作出的不恰当应对。换言之，外在因素驱动的经济变革，更明显地左右了历史的走向。中国历史最应该引起的反思的是，外在压力及其唤起的变革应对，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内陷入同质化。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过显著印记的经济变革，包括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唐代的“小政府”治理、王安石变法、明清“闭关锁国”、清末洋务运动、北洋时期的自由经济、国民政府时期的“统制经济”，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的计划经济试验，和之后发起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改革(变法、新政)都面临各自具体的外部压力，大致可归为几点：朝廷(中央政府)收入不足；分裂、战乱或皇权衰落时期，地方势力乃至大商人、世族力量威胁到皇权以及国家统一；商业发展可以增加国家税赋收入，却一来削弱了朝廷权威，增加了大商人、世族力量操控官僚体系以威胁皇权的可能性，二来形成了大量的、流动的从商人口，有碍统治的稳定，三来诱发囤积居奇，让部分民生必需物资卖出高价，引发民众的不满。
为应对上述几方面压力，历次改革大多采取了这样一些政策：开辟新的赋税税种(提高既有税种的税率容易招致官僚集团和民众的抵制)、将民生物资和战略物资纳入专营、重申并一步步强化对商人群体(职业)的制度化歧视(比如，不允许商人及其家属做官)、强化市场管理并出台配套的物价管制政策。单是推行以上几项措施，不难取得短期成效，却抑制了民间商业活力，并适得其反地形成了一个对皇权的新威胁：掌控垄断产业的权贵阶层。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第一讲和第二讲，还原了管仲变法与商鞅变法的历史原貌，指出管仲发明的经济专营制度、贸易和商品价格管制等管制政策、推行跨国间商战，以及商鞅变法推出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政策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两项政策在汉武帝时期获得了叠加式的强化推行，有力地促进了西汉王朝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管控地方能力，却严重破坏了政府信用，对民间商业活力造成了极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的“强国”思路，对后来历代的许多君王或主持变法的大臣都提供了负面效应不可小觑的示范；而汉武帝逝世后上演的盐铁争论则说明，不赞同“与民争利”经济政策的儒生，提不出更好的替代性政策，而只能以空泛化的道德理由加以否定。吴晓波指出，“眼贴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
吴晓波在谈到唐代经济政策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唐代实行的“小政府”、低税负无法适应长期驾驭大一统集权国家的政策需要。而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过于激烈的改革当然迎来了失败，还“表明基于发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因而只能从加强政治控制入手，千方百计剪除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代之后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得到空前强化，再加上维持皇权统治所离不开的专营制度，使得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封闭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