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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如何成为指标

  2008年2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人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GDP作为一个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指标有重大缺陷,建议用“国民幸福指数”(GNH)取代GDP。斯蒂格利茨等人报告摘编版,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一书。

 “GDP崇拜”,在我国表现十分突出,而“国民幸福”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本书也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公开推荐,迅速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热门图书。但仍需指出的是,由于《对我们生活的误测》摘要版本,专业性较强,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理解障碍。对这本书的阅读,不如从简从轻入手,甚至于挑选其中的精彩部分入手。

 相较来说,近日出版的《国民幸福》,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细化了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报告。

 本书收录王绍光教授文章中指出,不宜夸大国民幸福指数的效用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国民幸福指数只是对幸福的诸多想象之一,如果不纳入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就跟现在的GDP体系没有区别。在他看来,主观性极强的国民幸福指数最重要的是参照系,人的参照系是受信息量、受信息来源决定的。而胡鞍钢教授则建议,要允许地方政府自行界定幸福指数,允许各地开展公共服务竞赛、幸福竞赛(一如以前的GDP增长竞赛)。

 《国民幸福》一书收录的美国记者乔·盖特纳撰写的文章,则有助于国内读者更为客观冷静地评价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报告。乔·盖特纳介绍了该报告引发的争议,包括阿玛蒂亚·森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就表示,对试图描述人类幸福程度的统计数据的价值持保留态度。更棘手的是,如果全面更新经济评价标准,环境指标和幸福感指标可能在一些国家内部造成较大的政治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幸福》这本书拿出很大的篇幅来登载卡玛·尤拉撰写的《国民幸福指数在不丹》一文。这篇文章全面阐释了不丹在全球率先创设国民幸福指数的原因,对不丹文化、历史传统与国民幸福指数一脉相承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印证出国民幸福指数编制须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国民幸福》

 沈颢、(不丹)卡玛·尤拉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版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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