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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荐书(2010年2月)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劳伦·勃兰特 托马斯·罗斯基编 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参与撰写这部著作的45位作者,多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以此著称于世的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英文版立刻引发好评,被认为“在未来许多年内,将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地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对国内的经济学家而言,又如这本书的中译者们指出的那样:“本书乃是到目前为止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最为成功的例证,亦是将中国经济改革这一命题纳入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成功尝试。”

  最初引起本刊编辑阅读兴趣的,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引人入胜,以致多日反复查阅,意犹未尽;始读其余章节,同样地引人入胜。承担翻译工作的,是一群青年经济学家。经核查数据,专与英文版核对,可知译文水平很高。

《书籍的社会史》

周绍明(美) 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作为文史领域的外行,面对这样一本社会文化史领域的经典之作,我们很难不低估作者为此所费的时光。只要稍加浏览,不难发现,这里提供的资料和分析相当宝贵,也相当冷僻,很容易吸纳研究者大量时间而且产出极少。作者Joseph P.McDermott执教于剑桥大学,专研宋明社会经济史,撰写了《剑桥中国史》“宋代经济”一章。

知识与情趣

《多余的话》

瞿秋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国际和国内各类档案的陆续解密,为更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便利。瞿秋白,作为中共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被捕和处决、他的“多余的话”、关于谁出卖了他的各种猜测及由此而发生的“项英杀妻”悲剧和1979年才撤销的周月林冤案,都成为谜题。即使今天,如这本小册子的“编者按”所说:“《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供研究者参考。”这本书,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刊印的。

  瞿秋白1919年加入李大钊和张申府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入党,1927年“八七会议”,他取代陈独秀主持党中央工作。“文革”期间,《多余的话》被广泛阅读,据此,他被确认为“叛徒”,墓地被红卫兵捣毁。瞿秋白的自述,典型地反映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性格,这也是他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通例:“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今天,我们懂了:“革命”和“玉石俱焚”大约是同义语。

《文化复兴论》

邓曦泽,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这部著作的格调是直率。作者邓曦泽现任教于四川大学,其研究纲领是:应当用中国学术及思想诠释西方学术及思想。以往的“体用之争”,错在以西方学术及思想诠释中国学术及思想,于是将原本不同于西方的表达与思维错误地导入西方独有的表达与思维之中。

  自柏拉图以来,我们知道,西方语言有“A是B”这样的句式。以这一句式表达的A,其实遮蔽了性质B之外A可能具有的其余性质。所以,以西学诠释国学,遮蔽了西学之外国学可能具有的其余性质。为纠正以往的错误,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国学诠释西学,写文章务求符合“西学的A其实是国学的B”这样的句式。

  但是,国学对于西学范围之内的许多事物,似乎毫无表达,因为我们并未创设这些事物,犹如我们创设的许多事物,西学亦毫无表达。所以,归根结底,相互的表达,要求中西对话;然后,如怀特海所言,只有表达了的,才可能被理解。在邓曦泽的话语系统里,这一环节的理解,称为“公共儒学”,或儒学的公共性。邓曦泽努力鼓吹的,是“公共儒学的进路”。

《目送》

龙应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1版


  龙应台身上的中国文人因素,在于“立言”的同时,更要在体制内“立功”;而在做了四年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后又全身而退,回归平凡生活以寄托情怀。这本书,用柔软的笔触,描述了“生”(儿子的成长与独立)、“老”(母亲老去)、“病”及“死”(父亲病逝)等几大命题,企图寻找清晰思路并求解。但也会觉得,对于这类命题,她思索过度,往往陷入“界分”的痛苦,“感悟”大于“洞彻”。而在偶尔的篇章如“Sophistication”中,我们能见到她写社论时的身影,倒更加游刃有余。

  本刊评论理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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