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重要观点综述

　在11月6日至8日举行的北京论坛-经济分论坛上，来自多国的经济学者齐聚一堂，为金融危机“把脉”“开药”。针对金融危机对现有理论的冲击、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全球失衡、国际金融架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国短期的应对危机策略及长期的发展战略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对其中的某些议题基本达成共识，而在另外一些议题上仍存分歧，其中不乏颇具新意的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金融危机对现有理论的冲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教授在北京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报告中认为，金融市场有效性的假说成立的条件，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再一次遭遇到了挑战。首先，不是所有市场都在现实当中存在。其次，个体的认知能力有限，并且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预期。最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市场无法将风险完全分散。阿罗教授还谈到一种不同于“金融危机是由非理性的投资者导致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有限责任刺激了投资者选择符合个人理性但不符合社会理性的行为。鉴于以上论述，阿罗教授开出的预防性药单为：改变激励机制，将金融从业者的奖金搁置一段时间以观后效，避免他们进行短视的交易；此外，控制金融杠杆的大小以防止金融扰动的蔓延。对于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有着不同的视角。根据大数定律，他认为更多的市场参与者的存在能够将微观层面的冲击相互抵消掉，进而宏观经济波动也会更小。因此，必须通过金融监管抑制市场向少数人集中。来自台湾的瞿宛文教授肯定了中国政府在危机中干预经济的成功，并称之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次复兴。

　　关于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成因，韩国的Jwa SungHee教授认为是“居者有其屋”的意识形态违背了市场歧视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他列举了一些刺激人们购买房屋的法律和税收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澳大利亚的Donald Harding教授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给经济学家的教训是应该摒弃理论模型，因为它们对经济波动的源头作了太多假设，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外生的冲击，而新凯恩斯主义又强调名义变量的短期粘性。实际上，“摸着石头过河”就可以了。复旦大学的李维森教授从熊彼特的视角提出，如果危机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停滞，那么现在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可能不会有多大效果。

 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

　　一些与会者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作用给与高度评价。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不大，但它们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大，尤其是投资拉动方面。可持续性的复苏依赖于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世界银行的Hans Timmer先生如是说。但他同时提醒到，盲目投资可能造成产能过剩，投资的方向必须是着眼于生产率的增长。

　　来自德国的的Christopher Burnham先生提到，由于美国人口将在今后50年增长到4.5亿，美国仍将是重要的需求方。在这样的长期形势下，中国能够通过注重改善其制度和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持续的发展。新西兰的陈新教授强调，尽管东亚国家的加工贸易在危机中受到巨大影响，但该地区仍是引领世界走出危机的引擎。该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将解决冷战后该地区各国一直面对的内需不足问题，并改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搭便车者的形象。

　　韩国的In-June Kim教授、日本的Mizobata Satoshi教授、日本的Takumi Horibayashi教授、委内瑞拉的Steve Ellner教授、分别就金融危机中韩国、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委内瑞拉的表现和政策建议作了报告。韩国在危机中金融机构状况恶化，短期外债剧增，国际收支恶化。为了消除这些不利因素，政府应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进行金融机构重组，加强东亚区域合作。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出口的高度依赖使其深受全球需求萎缩之累，脆弱的国内因素（消费品高度依赖进口，投资领域里投机的猖獗，股市楼市泡沫）使其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中东欧国家的危机主要源自国际信用萎缩和外需下降，因此最主要的任务在于改善国内经济，摆脱对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倡导实施的社会改革在石油价格偏低的时候因遭遇筹资困难而引起社会矛盾加剧。关于金融危机的非政府层面的解决之道，巴基斯坦KASB的Nasir Ali Shah Bukhari先生着眼于企业和个人的道德约束，美国的Leonard Schlesinger教授则高度推崇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全球失衡

　　全球失衡是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认为，全球失衡是全球劳动分工的副产品。基于比较优势，中国、日本、德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成为贸易盈余国，英国、美国因其发达的金融产业成为贸易赤字国。如果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不变，全球失衡将长期存在，因此抛开比较优势、单纯关注汇率这样的名义变量来谈治理全球失衡是无意义的。如果一定要缓解全球失衡，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分散赤字国家的流动性，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对中国而言，需要改革金融部门和要素部门，加快城市化，加强社会保障。对于全球失衡的格局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复旦大学的陆铭教授也持赞同态度。他还强调，中国的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削弱了劳动力的地位，应通过增大工人在分配上的话语权来提振内需。牛津大学的Linda Yueh博士还指出，不以控制资产泡沫为目标的通货膨胀目标的央行制度也加剧了全球失衡，要重构平衡，美国应加强金融监管，中国应控制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推动内需以化危为机。在此前的北京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报告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还给出了发达国家解决失衡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加快创新来保持高生产率基础上的高生活水准。

 国际金融架构

　　如何重塑国际经济框架， 美国的Sanjay G. Reddy教授谈到了“脱钩”这一概念，即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独立地增长。中国因为具有良好的劳动力与企业的配合使得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没有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关于“廉价劳动力”是否是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法宝，周其仁教授认为，“早已存在的要素低成本、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综合成本竞争力。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鉴于此，应尽量纠正价格扭曲可能造成的经济无效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也在他的演讲中表达了此观点。不仅如此，他还推崇通过汇率自由化和加强社会保障来应对全球失衡。与黄益平教授的汇率自由化针锋相对的是南开大学龚刚教授提出的“全固定”人民币汇率机制，具体地，人民币盯住美元和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以抑制美元信贷资金的无限扩张；同时，让人民币进行一定程度的贬值，保持国内就业。黄益平教授对“全固定”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可实施性表达了质疑。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收益，来自香港的宋敏教授给出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包括：对企业而言，用人民币结算不仅降低了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而且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货币错搭的可能性；对金融机构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将拓展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增加市场份额，并且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会更低；对整体经济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将带来铸币税，还可以降低外汇储备压力，增加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但是从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来看，它会增加资本流入，挑战国内的货币政策；别国使用人民币意味着我国将产生贸易逆差。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对国际经济负有某种责任。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目前还不成熟，但从长期看这一趋势不可避免且利大于弊，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推进人民币成为地区货币以及把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场来初步实现这一进程。在随后的与会者讨论环节当中，美国的Ronald McKinnon教授指出了一个理论上的误解：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必须要有贸易赤字。他举例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通过海外直接投资（FDI）来实现贸易盈余下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

 中国之策

　　对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产业升级的呼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先生给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它们需求弹性较小，因而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尽管中国应该在高附加值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政府不应歧视劳动密集型行业，应让市场去决定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合理的。浙江大学的黄祖辉教授也表达了反对激进的产业升级的观点，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其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历史轨迹，一刀切式的产业升级只能造成大量失业，引起社会矛盾。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在结构失衡上寻求突破。体制方面，应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向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在城市方面，强调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并不矛盾，可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建设，以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对接。内源方面，应做好传统产业的内生式升级，积极发展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集群，同时完成农民组织形态的转型，避免恶性竞争和非规模经济问题。

　　当金融危机中外部需求受到抑制迫使我们把目光投向提振内需上的时候，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失衡问题便凸现出来。美国三一学院的文贯中教授把加快城市化和改革土地政策作为突破口。他指出，应该针对人口而不是针对土地进行城市化，使土地流转和人口自由流动成为现实。厦门大学李文溥教授希望通过体制调整重构各阶层在分配领域的力量对比，而这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范畴。来自英国得Lina Song教授也旗帜鲜明地支持消除城乡差别，她具体地介绍了英美两国的医疗体系，积极为我国实现城乡大一统的医疗保障体系献计献策。与会者的其它建议包括，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还富于民，发动农民工创业以及发展小银行来为他们提供贷款支持，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模式建立廉租房体系等等。

　　笔者认为，近来一些西方人士对于中国在非洲的经济行为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指责，美国的Brautigam教授一本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特点的著作就是很好的驳斥。她指出，人们对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有三种错误的传统看法，包括新近出现、援助总量很大、与自然资源相关。首先，中国的对外援助并不新，早在1975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就大于美国。第二，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并不大。许多媒体把援助和商业贷款混为一谈，若只算官方发展援助（ODA），中国的援助规模很小；其他投资形式包括投资担保、开发银行贷款等等，不等同于官方发展援助。第三、中国的援助并不都与自然资源相关，而且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项目并不是官方援助，比如石油抵押贷款就不属于官方发展援助，它与商业贷款并没有多少差别。此外，政府提供的出口信贷针对的是中国出口商，而不是非洲企业，因此也不属于援助。

　　在当今许多国家都在采取经济刺激政策的时候，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的警告不无道理。他指出，经济刺激方案可能存在的如下的陷阱：其一,错误的时机；其二，时间太长造成通货膨胀；其三，错误的工具，政府投资可能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另外，中国应该特别警惕：其一，重构增长平衡被误读为单纯由消费引导的增长。中国不应该减少投资，而应加大技术创新中的投入以获得可持续增长。其二，短期内增大产能的工具可能在长期看是有害的。胡教授认为政府不应该运用“国进民退”的策略来刺激经济。其三，中国应警惕迅猛的货币增长率给银行体系带来的不良贷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鄢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