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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要讲品味吗?(上)

    艺术要讲品味了。经济学呢,经济学也要讲品味吗?

    不好说。既然学习经济学,总有自己认为对的或是不对的、好的或是不好的理论。问题是,自己认为对和好的理论,别人不一定认为对和好;自己认为不对和不好的理论,别人不一定认为不对和不好。老祖宗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我们懂得:己所欲,亦勿施于人。那就用“喜欢”二字吧。喜欢是个人品味,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喜欢科斯,喜欢张五常。我与科斯素昧平生,与张五常倒是有一些交往,受到过老人家的不少指点。不过我不善交往,不敢说有多深的交情。喜欢他们,是喜欢他们的经济学。

    我这个人与他人可能有些不一样。因为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我会对一个人产生崇拜的。崇拜的人,我总是五体投地;就算他错了,我还是五体投地。也可能因为一篇文章或者一句话,我便不喜欢一个人。不喜欢的人,名气再大,受到他人推崇再高,我也是不喜欢的。

    前不久在上海张五常家中,我提及萨缪尔森是不是有让经济学过度数学化的误导。老人家立即反驳,说做模型没有人赶得上萨缪尔森和阿罗的,后者是他的朋友。萨缪尔森无疑是天才,世人公认的天才。但你说怪不怪,我就是无法对他产生崇拜。不但不崇拜,还稍有微词。例如,我对萨翁《经济学》(第十二版)对于“合成谬误”的解读就颇有微词(见拙作《“合成谬误”之谬》、《局部均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囚犯难题’错在哪里》),对其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讲述也有微词(见拙作《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吗》)。就厂商理论来说,我认为可以见到的教科书都讲错了(见拙作《不知成本为何物的经济学》)。错得浅,刚出门就把成本概念用错了,让人难以置信。我认为萨翁的经济学精致,但一般化很是有点不够。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了。他将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之作用,认为利用需求管理可以烫平经济周期。我认为这是有点过头了。不是说边际消费倾向没有递减,不是说资本边际效率没有递减,也不是说没有流动偏好,但把它们全都归结成为心理因素,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我以为,经济波动不只是有凯恩斯勋爵所强调的心理因素,更有“物”的缘故——短期里生产能力超过(对同一种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能力,经济持续增长于是需要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之总和)改善,这个过程会产生无可避免的累进叠加效应(见拙作《凯恩斯、屠夫与经济危机》)。如是,政府利用需求手段进行一些干预虽是必要的,但干预只是要消除累进叠加效应造成的过度调整,是不可以企图通过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永久地解决掉生产过剩矛盾的。

    我自己做交易费用经济学,威廉姆森因为交易费用经济学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很不喜欢威廉姆森和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这事说来话长,就不在这里说了。

    转谈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吧。

    第一个喜欢的是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了。不说他在《卖桔者言》、《再论中国的前途》等著述中对于产权和交易费用概念的清晰阐述和娴熟运用,不说他的佃农理论推翻了两百年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开创了合约选择分析的先河,单说他对于租值消散定理的改进和对于帕累托最优的重新阐释。资产公有,租值就要消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被叫做租值消散定理。然而张五常敏锐地意识到:经济一定会内生出各种制度安排来避免租值消散,因而消散了的租值一定是约束下最小的。这事浅,但大家都看不到。张五常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于是不再简单地说这也不合理了,那也不合理了;我们再也不简单地说论资排辈不合理了,公立大学用论文篇数和课题个数度量学术水平不合理了。世界因而变得“和谐”起来。

    说张五常对于帕累托最优的重新阐释,不能不提及科斯,再向前又不能不提及奈特。都是我喜欢的经济学家。传统认为存在外部效应,就有无效率发生,需要政府干预。科斯则正确地指出:假如交易费用为零,权利又是清楚界定了的,那么权利的初始配置就与结果不相关。这是科斯定理的斯蒂格勒表述。也有人把科斯的工作理解成为“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的。这是科斯定理的奈特传统了。科斯定理表明,在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外部效应会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不会有无效率发生。不过在张五常看来,科斯定理的真谛并不是在于无关性命题本身,而是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是什么使得权利的初始配置变得重要的?在使得权利的初始配置变得重要的约束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又该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用他的原话来讲:“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

    核心的问题是,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要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才对。绝不是新古典的世界就代表了效率,而一切对于新古典世界的偏离都代表了效率损失。对此,张五常在其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交易成本范式》)中讲得清楚:“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帕累托最优总是达到了的”。他讲得武断,我则在一系列文章中做了更加细致的阐述(见拙作《效率的真实含义》、《效率、边际等式与成本分离》、《无效率论的错误》、《引而不用的科斯定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不要操纵效用函数》、《经济学不允许无效率存在》)。基本的结论是:成本分离不是效率问题的局部,而是全部。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听任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恰恰是效率的体现;在特定的交易费用约束下,私人间的合约安排就可以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由于不同的行为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做相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交易费用,权利由一方转到另一方,交易费用也会转变,因此有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问题,政府出面解决肯定更有效率。不过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要看作是帕累托最优的。是了,既然假设人人追求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能够捕捉的利益,总是要捕捉到的;没有捕捉到的利益,一定是本来就捕捉不到的。这是定义性规定了。

    了解了这个传统,就不会拿消费者剩余和垄断利润简单相加,看是否达到最大来证明垄断无效率了。了解了这个传统,我于是知道整个福利经济学不过是蠢人们的把玩而已。

    科斯说,这个传统将根本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我则认为这是将经济学高度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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