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蔡欣怡(Kellee Tsai)教授针对《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这三部著作发表于美刊《政治观点》(Perspectives on Politics)杂志2013年9月号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蔡欣怡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出版过《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等著作，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等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是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盛裕敏教授的一本著作，该书探讨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和保持领土完整的。《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是由分别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三位教授萨罗斯·库鲁维拉(Sarosh Kuruvilla)、高敏(Mary Gallagher)和李静君(Ching Kwan Lee)编著的新书，该书细致地展现了政党国家如何创造并应对非正式劳工的快速兴起。《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是美国天普大学薛洛琳教授(Roselyn Hsueh)的一本著作，该书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处在最活跃和最紧缺的前沿研究领域。中国的广博与内部多样性，为在迥异的地区环境中的不同层次和分析单位上研究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中国在国际媒体和商业领域的重要性，也为学者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机会(甚至是责任)，使他们可以通过原创的实证研究来消除大众的诸多误解。诸多的研究机会和众多的非学术界阅读者同时存在、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科学中区域研究的衰落，中国研究专家需要通过提出分析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论点，来赢得政治学同行的尊重。中国政治研究者需要从熟悉的发展案例中，把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变为概念和范式，或者提出创新的理论洞见，从而为政治学科作出贡献。在既有的范畴里阐释中国政治，是在展示政治学能为中国研究贡献什么；提出新的分析术语和模式，是在证明中国这个案例能为政治学贡献什么。只要这两种路径能够提出重要的研究问题，有潜力增强我们对中国政治和普遍的政治过程的理解，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们各有优点。
本文讨论的三部著作就是围绕上面这些问题选取的，这三部著作也证明了区域研究与学科框架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价值。不过，这三部著作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每位作者都从实证和分析层面，展示了中国能为政治学贡献什么。当中国的情况与既有的框架的预期发生分野的时候，中国研究学者就面临一个提出替代的分析可能性和学术概念的机会。本文最后讨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①但可惜的是，当前很多人不愿意从中国的案例中归纳出一般化的理论，这导致其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只局限于区域研究专家。
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应该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学习美国例外论的学术孤立。就像艾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和胡安·林茨(Juan Linz)所建议的那样，当把美国作为一个在概念上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国家时，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都会从中受益。斯科特·甘恩德(Scott Kennedy)也号召中国研究专家能够摆脱中国研究的“中央王国情结”(Middle Kingdom complex)。②与研究美国政治的同行一样，大部分中国研究专家没有将中国视为更大范围的概念创新的源泉。对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人们很容易以它们的特性作为研究对象，但在比较的视野中探讨它们的发展特性更能够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
全球化带来的研究问题
本文评论的三部著作所探讨的研究问题，都是围绕全球化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这些著作阐明，中国的国内政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
盛裕敏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探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离心压力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并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和瓦解之际，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领导人考虑的现实问题。
一个相关且同等重要的话题是，中国的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受益者——在市场化和灵活生产策略的条件下如何维护自身利益？萨罗斯·库鲁维拉、李静君和高敏合编的著作《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探讨了政党国家如何创造并应对非正式劳工的快速兴起，同时研究了工人们应该如何应对覆盖从摇篮到坟墓全程的保障制度的结束。该书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既是流动的也是清晰的，这种流动性和政治协商，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主义环境中是可以被预期的。
虽然毛泽东时代只持续了不到30年(1949—1976)，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迈进了第四个10年。区域研究专家和比较学者不仅关心历史问题，比如社会主义遗产能否在转型和改革时期存续，而且继续研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如何为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经济进行归类。中国针对外来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但一些经济部门却又牢牢地被国家控制着。中国是像它的邻国那样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还是一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薛洛琳的著作《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从比较的视角，通过对工业战略的案例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上述三部著作对既有的理论框架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其应用的方法论工具也是不同的。其中，盛裕敏的研究是精简的，他使用定量分析法检验了不同的假设和分假设。库鲁维拉等主编的著作所编选的文章是归纳和实证导向的，因为它们研究的现象——非正式雇佣制——本质上是非常难测量的。每位作者分析了劳工非正式化的不同方面，这就使得整部编著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叙述视角，这与盛裕敏更加线性和演绎的因果论断是不同的。薛洛琳的著作在分析改革时期的不同阶段国家对不同行业的控制模式的时候，展现了丰富的原创性的实地研究成果。
政治学能为中国贡献什么？
《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将改革时期的中国作为案例来检验一个理论，该理论预测，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的国家会大量出现分离主义。这个理论预测来自于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他们关心全球化对政治统一的影响。③根据这个利益导向的逻辑，土地、劳工、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意味着一些地区单位比它们的同伴在国际贸易上具有更多的比较优势。④融入全球经济会使得不同地区的受益情况不同：一些地区是赢家，另一些则是输家。作为赢家的地区会趋向通过国际经济整合来换取优势，而不是与生产要素差的地区进行政治整合；作为输家的地区面临恶化的状况，它们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支持。为了补偿作为输家的地区，中央政府需要增强自身的财政能力，因此要从作为赢家的地区收缴更多的税收。为了避免中央的重新分配计划和损失地方财政，作为赢家的地区会要求政治自主性。因此，对外经济开放会增加政治上分离的可能性。
现实果真如此吗？盛裕敏同意全球化会产生利益相左的赢家和输家，但是他质疑这些模型的结论(比如，更小的国家)。一方面，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因素部分造成了冷战的结束和20世纪90年代苏联分裂为多个国家。⑤另一方面，盛裕敏的跨国分析没有发现说明国家的政治分裂与不断增强的经济全球化有关联的证据。⑥此外，就是中国的情况，中国依然是完整的。⑦盛裕敏同意，对国际市场的开放会导致具有政治不稳定性的收益不均和贫富省份的紧张关系，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如何“管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领土的分离威胁”。他认为，中央政府通过更有力地控制富裕地区来处理这个威胁。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富裕但是难控制的地区安排可靠的、服从中央的代理人”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然而，这样的集权控制会带来负外部性问题。“一个经济制度最根本的政治困境”，诚如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所言，是“一个政府足够强大才能保护产权和执行契约，但是它也同时足够强大到能没收公民的财产”⑧。如果不对中央政府进行制度限制，这么强大的中央权威就有产生财政掠夺的危险，也会抑制那些最有潜力发展的地区，导致其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温加斯特和其他“维护市场的联邦主义”概念的提出者认为，这些制度限制在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和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都存在。它们促进了地区间开展的经济增长的竞争。维护市场的联邦主义这个概念也被用来分析改革时期的中国，但盛裕敏怀疑它的可应用性，因为中国的财政安排不能证明“在政治上是持久的”⑨，相反，中央政府经常会介入到随意的和机会主义的财政行为中。因此，盛裕敏预测，加强对作为赢者的省份的政治控制会对该省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这些假设通过1978年到2005年的官方数据用统计模型进行了检验。
盛裕敏的《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一书中的概念定义准确，变量的使用和测量清楚，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定量分析的一些潜在问题(包括处理内生性、多重共线性等问题)。该书实证章节最后的方法论附录对于那些想要模仿或者利用这项研究的学者而言，特别具有指导意义。
现实检测
由于《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使用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所以读者肯定会思考盛裕敏是否期待实证的数据在全球经济危机及以后也会继续支持其结论。整个沿海的南方省份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它们在全球需求下滑中受打击也最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2008年年底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资金大部分投资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中央政府同时命令以银行贷款为形式增加货币投放，这些贷款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当中央政府在全球衰退中偏向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性开支时，这个模型会让我们期待什么呢？这个逻辑表明，当外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地区不利的时候，中央政府会放松对人事任命的控制，因为这些省份谋求政治自主性的动力减少了。我们也应该期待看到，通过财政渠道的地区再分配应该会下降。但这在2009年之后发生了吗？
这些是真正的问题。如果其他学者想要在盛裕敏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开展研究，进行田野采访或者对部分省份/直辖市开展案例研究，那么可能比进行了修正的评定模型(Logit model)更能产生重要成果。鉴于所要检验的理论预测是“不断增加的经济开放会产生国家分裂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这些与国际市场联系最为紧密的省份居住的公民，是否存在大声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自主性的迹象？又或者，北京的政治精英是否对这些富裕省份有分裂方面的担忧呢？在最近几十年，西藏和新疆好像产生了更多与中国相分离的威胁。虽然盛裕敏的模型显示，中央政府确实对少数民族自治区进行了更强的政治控制，但这不是因为它们有更多的国际贸易。正相反，它们与国际市场的整合程度最低。中央进行政治控制的忧虑来自于少数民族的骚乱和对政治独立的直接要求。
察看关于中国大区的历史文档和对当代经济地方主义的分析，也能为长期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发展模式提供宝贵而广阔的背景。⑩江苏南部的长三角地区耕地丰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最富庶的地区。同样，1978年后也不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第一次比内陆省份与外界接触更多。福建与台湾、广东与香港在语言、文化和商业上的联系，以及这两个省份与东南亚华人之间的联系，最早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在历史上，对北京和北方首府城市以下的东南沿海的控制一直是个难题。
《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很好地解释了当察觉一些地区有过度的地方主义的时候，中央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派它最忠诚的代理人去这些地区。但是，特殊省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寻求政治分离的逻辑，没有被“全球化会促使作为赢者的省份这样去做”的推论框架有效地证明。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威胁超出了财政的范畴。
中国能为政治学贡献什么？
盛裕敏考虑的问题是经济赢家对政权稳定的影响，库鲁维拉、李静君和高敏主编的《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关注的是全球化和改革中真正的输家——不是贫穷省份的领导，而是全中国的非正式职工。这里的关键信息就是：不同类型的工人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经济改革不仅导致了地区不平衡，也在中国工人中间造成了一系列不平等。但是，这不仅仅是使一些工人变得更富裕、使另外一些工人变得更贫穷的问题。赢家—输家这种二分法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就业和失业的类别。个别管理层人员和企业家从国企改制中获得了好处，工人间新的等级也建立起来了，工人不再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了。本书揭示了中国的《劳动法》是如何刺激和尝试开启非正式雇佣的。非正式雇佣是指“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雇佣制，没有成文的协议或者合同，不提供社会保障或福利”。依靠原创性的研究和分析，本书的每个章节都对地方政府、雇主、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工人在面对新的管控和生产方式时采取的策略提供了详尽的分析。
非正式雇佣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在改革时期不断发生变化。一开始，农业去集体化释放了农村几千万劳动力，这些人变成了私人经济的自我经营者和移居到城市的工作者。非正式工人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非国有部门，一些下岗的国企职工也会在这些部门兼职。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肯定了短期雇佣合同的使用，这是中国雇佣制度的转折点。一方面，该法是想限制非国有行业的剥削行为；另一方面，这部法律终结了国有部门终身雇佣制的铁饭碗制度。非正式雇佣从此急速增长，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制加深之后更是如此。朴之水(Albert Park)和蔡防预测，从1995年开始，非正式工人每年增长24％，在2002年占到了所有工人比重的39％。当前国有部门的非正式雇佣存在多种形式，包括重新雇佣下岗的或者退休的工人和使用劳务派遣工人。
比较的机会
尽管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但是《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一书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难研究的和关键的部分提供了原创性的分析。劳工的非正式化与私营经济或者外国对中国经济的投资息息相关。事实上，后者助长了劳工的非正式化。虽然此书的编者们没有作出一些推测性的论断，但是他们强调了一些主题可以为比较研究作出贡献。
首先，这些作者一致认为中国的非正式劳工不会消失。其他方面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化不一定是一种转型期的现象，它不一定在转型期就自然扩张，在工业化或者市场改革中消退。早期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文献把非正式经济看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后备军”，这些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吸收到(正式的)现代工业部门中。(11)近期的文献认为，非正式性可能是由依靠灵活生产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产生的。(12)全球化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对劳动分工中性别差异的影响，也被相关研究认为是有关联的。一些部门会倾向于非正式化，比如自我经营的商贩、家政服务、幼托业等。中国的情况似乎与这些观察是一致的，这一点在莎拉·斯维德(Sarah Swider)对建筑行业“永远的临时工”的兴起的研究章节中可以看到。不过，中国的情况为开展比较研究和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机会。例如，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里非正式化和收入差距增长了，但是同时期巴西——另外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的非正式化和收入差距却出现了下降？
与巴西的对比可能会让人非常迷惑，因为中国尝试比其他政府使用更多的立法措施来遏制非正式化。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本来是想平息工人的抗议，但对法律草案进行广泛的公开讨论却鼓舞了工人维护其权利。事实上，在中国改革的第四个10年，工人的对抗行为增加了。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张璐采用了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在比较历史视角下的劳动力双轨制研究。西尔弗指出，第一代农民工默默地忍受了剥削性的工作条件，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变成了“抗议斗争的骨干”，临时工不再是从农村来的文盲。农村的年轻人、在城市受过教育的毕业生和正式工人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即使仍然在劳动力双轨制的条件下，雇主们对工人的要求也会给予更多回应。马克·弗雷泽(Mark Frazier)对公众意见的调查分析发现，城市里工人的权利意识正在增强。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社会服务，特别是养老金服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政府推行这些福利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当局对社会稳定的忧虑可能增强了劳工的力量。
最后，编著者们对劳工是否有潜力对政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采取了保守的评估。进一步来讲，学者们可以考虑把中国的非正式化劳工与正在进行改革的经济体、前苏联经济体、制造业增长时期的东亚经济体进行比较。非正式劳工并不只是在中国有，但是中国政府的反应可能比较特殊。没有比较就很难深入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中国自身的真实情况
在《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一书中，薛洛琳想要解释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任何人之前看到的模式都非常不同”。这种分野导致我们对这个特殊模式下的逻辑产生疑问：为什么中国在对待外国资本采取更开放的策略上，与其过去或其他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如何把广泛的市场自由化和经济决策的分权化与调控集权和加强国家控制调和在一起？简单的答案就是：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
薛洛琳认为，当局采取了一个“自由化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包含宏观的自由化，这包括比日本、韩国或者台湾地区都更为开放地吸引外资；第二步是对特别行业进行有选择地再调控。在整个改革时期，这两步构成了一个自由化然后再调控的循环圈。(13)熟悉中国改革进程的人可能会想，为什么私营经济的合法化和对外资开放海南及14个沿海城市的举措都发生在再调控而非自由化阶段？这个明显的不一致源自“再调控”的定义本身，再调控是指通过旧规则的再整合和新规则的创造，来实现国家的目标。遵循斯蒂芬·沃格尔(Steven Vogel)的评论，即市场改革包含了制度建设，薛洛琳解释指出：“自由化包含了国家很明确的行为，经常是要求进行再调控，这些削弱了国家的角色，增强了市场的力量。”(14)
因此，薛洛琳的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围绕着再调控这个概念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自由化本身。她提出了四种国家调控模式：扩张型再调控、战略型再调控、授权型再调控和分权型再调控。这四种调控类型对国家监管的范围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对工业部门有选择地使用这些调控，取决于它们对中央的战略价值。
“战略部门”是指那些对国家安全(包括国内稳定)和对国家的技术以及工业基础很重要的行业。不同行业的不同国家政策，能够弄清楚一些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误解。例如，中国比任何国家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但不意味着中国是最自由化的经济体。同理，一个行业经常处于中央政府的广泛调控中并不排除其会向外资开放。比如，在电信行业，政府不断加强中央调控的同时，外资也在电信行业扩张。
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型国家仍然是研究东亚政治经济的主导性参照点。学者们研究了发展型国家采取了什么方式来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一些学者探讨了“后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15)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也把改革期的中国描述为一个发展型国家，因为中国与其邻国有以下一些共同点：土地改革、一党政权、强国家、计划官僚、产业政策、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高速增长率。(16)《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一书的目标就是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区别开来。其他一些学者也曾类似地反对把中国归入发展型国家(17)，但薛洛琳所进行的区分更成系统。在每个实证章节的末尾，她都在工业部门和次工业部门方面将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进行了比较。在中国，国家在不同行业调控的模式与它们的战略价值紧密相连，并不是出于中央集权的冲动来限制外国资本和全面推行工业政策。
战略价值的观点在电信分部门具有显著性。电信业涉及了国家通信基础设施，对政权来说具有战略价值，因此，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处于战略型再调控之下，加入WTO之后实行扩张型再调控，严格限制市场准入，控制所有权结构和商业范围。虽然利用外国技术非常重要，但电信网络设备却不是很敏感，这是因为通信网络不是由设备制造商运营的。在加入WTO之前，授权型再调控(也就是自由化)通过鼓励国有、私人和外资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但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重新解释了WTO条款，并且通过控制技术标准、限发牌照和许可证、扩大外国技术转让以及为国有企业提供财政和基础设施激励等措施重新建立了自身的权威。
这与一个发展型国家所做的似乎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薛洛琳认为，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或地区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各自的电信行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格监管外资和限制竞争，转而通过在研究和发展设施上进行投资来支持本土的私人制造商。但中国大陆却为了实现国家目标(外国技术转让)而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和竞争。中国通过国有企业和外国技术转让，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标准。因此，在国家控制的方式上，中国与上述发展型国家或地区有所区别，而在国家干预的程度上差别不大。与它的东亚邻国一样，中国也想发展自己的电信行业，但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把外资和国有企业结合起来，把私营企业排除出去。
与电信业不同，纺织业处在战略价值谱系的另一端。当私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从国有和集体企业中接手资产并开始建立新的纺织企业时，市场准入就迅速放开了。地方政府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形式多样的财政和基础设施便利，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这些投资者主要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和东南亚。薛洛琳发现，与电信行业一样，中国纺织业的行业政策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或地区不同。在发展的进口替代阶段，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是保护本土纺织企业免受外资的竞争：政府向本土企业延长优惠贷款并进行税收减免。这些保护行为一直持续到出口导向发展阶段。尽管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纺织业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代表了“主导部门”，但是对中国大陆而言，它并不是一个战略行业。薛洛琳指出，中国政府“故意在贸易谈判中牺牲纺织产业，来支持像电信这样的战略产业”。
对不同产业不同的战略评估是否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发展型国家呢？薛洛琳详细地探讨了在加入WTO之前和之后，在纺织业不同的次部门中，中国对待纺织业的生产以及贸易和分配的情况。这些情况与发展型国家的逻辑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一致的。首先，中央政府对与建筑业、航空业、高科技产业和有军事用途的重要经济领域相关的工业用纺织品和产业用纺织品，一直进行集中调控并补助其研发部门。中央政府还对服装业出口保持集中调控，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和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并对技术行业的原材料投入实施补贴。其次，虽然中央政府把发牌照和定配额的调控权力下放给了地方，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使用了一些与发展型国家相似的调控工具。地方政府一直与商业组织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技术升级，提供研究资金、财政优惠并延长在质量检测和出口许可方面的特殊优待。可以说，在一些行业，中央政府促进了地方发展型国家的兴起。(18)但是，薛洛琳在其分析中一直以行业视角为主线，忽略了中国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可能会影响国家的调控努力。这方面今后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19)
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概念问题
本文所评论的三部著作在研究当代中国的情况时，好像都挑战了常规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对外资如此开放，却仍能保持领土完整？为什么劳动法导致了劳工的非正式化？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内政的核心议题很有启示，而且也涉及未来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和概念创新的领域。在这里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需要分析的问题域：一是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和社会动荡导致评估国家能力的程度变得复杂起来；二是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可能有益于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
理解国家能力
从根本上看，这三部著作都是在国内改革和参与全球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探讨中国的国家能力。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是：“能够在面对强大的社会团体的反对或者在艰难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推进实施国家目标。”(20)在盛裕敏和薛洛琳的研究中，中国具有很强的国家能力，国家强大且具有战略能力。中央通过任命忠诚的“与官僚系统一致”的官员到有分离威胁的省份任职以消除分离的趋势。中央能够确定和执行它所希望的外资、国企和私企在各个行业的参与程度，从而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中国的政党国家一般是能够控制局面并有效率的，即使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或者在分散自己的权威。(21)中国的这种能力令其他国家很紧张。
但是，我们在书中也能发现，中国在多个层面上的国家能力是有限的。首先，虽然中国共产党干部任命制度的权力能够促使官员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大范围的官员腐败还是表明：官员下台的威胁(或者是死刑)并不足以震慑腐败，即使是同时身居中央和地方要职的官员也有腐败的倾向。更甚的是，反腐败运动还有增加腐败程度的反作用。(22)薛洛琳称中国是管控型政府，其他中国研究学者有的称中国是“分权型和掠夺型政府”。(23)
与之相关的第二点是，国家能力依赖于下层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服从。虽然中国是单一制的政治制度，但同其他大国一样，中央政府在治理和政策执行领域也面临诸多挑战。盛裕敏关注的是中央努力促使富裕的省份、与国际结合紧密的省份和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西部低收入省份不要分离出去。但是一般来讲，违抗中央的政策和调控最厉害的是省级以下政府。中央有权直接更替省级官员，但是市、县、区、镇、村的官员会自行裁量。他们对中央的命令以对地方有利的方式进行理解，或者干脆忽视这些命令。
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棉花加工的产能过剩挤压了纺织业的利润空间。薛洛琳详细描述了地方政府对纺织局要求全国削减纺锤的号召是如何置若罔闻的。北京决定在加入WTO之前重新确定纺织业的产量，因此它撤掉了纺织部，设立了国家纺织工业局。这个新机构的官员被安排到各个工厂，亲自察看纺锤被销毁。(24)在消除纺锤运动结束之后，地方政府重新开始无视纺织业的政策。我自己通过研究发现，中央想要清除非正式金融的努力时间一长就无效了，因为这些地下银行对地方私营经济有益，所以地方政府会保护它们。(25)当一个领域特别受重视的时候，国家就有能力对地方的违规行为进行集中、强制的处理。但在平时，中国的央地关系对地方参与投机式的行为更为有利。
盛裕敏和薛洛琳对国家能力乐观的看法中的第三个不足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观点，即因为不同利益的存在，导致国家能力是不均衡的，国家能力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体现也是不均衡的。《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一书更加直接和透彻地提醒我们：不能在政治或者社会真空中理解国家能力。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到本世纪初，很多工人在正式和非正式行业里高调的激进行为促使国家对工人进行更强的立法保护。诚如高敏和董保华所言，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标志着两年多的国内外讨论进入高潮。这一讨论针对的是如何适应改革期的中国出现的这些不同利益。一方面，全国总工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内“左派”的法律专家(北方学派)要求对工人实施更强的保护。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在内的西方商业组织和国内新自由主义学者(南方学派)主张对工人进行市场调控，从而确保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国有企业、劳务派遣公司、国内企业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商业领袖，都通过相关官方渠道加入到这场辩论中。最后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限制在两个期限内，两个期限之后，雇主要按要求把合同转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如果这部法律被完全执行，那么它将是工人权利的一个里程碑。但它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夜开始生效的，这导致其立即就严重打击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行业。据官方数据报告，2008年年底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为了急于遏制倒闭潮，地方政府和法院重新解释了新法，以延缓这些对工人的保护。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这场法律辩论是非常公开的，工人们起诉其雇主的数量创了纪录。新法实施第一年，仲裁的案件量增长了一倍。虽然地方政府不情愿执行新法，但是工人们通过一些法律途径将纠纷诉诸法庭，成为“从下到上执行新法”的一股力量。
内生性制度变迁和威权的韧性
这三部著作对中国国家能力的不同描写反映出，每位作者对政治经济中的利益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盛裕敏和薛洛琳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利益的一小块。他们假设精英间的共识是存在的，最主要的共识是中央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和避免地区分离。在工业发展方面，中央政府想要通过外资来吸引外国技术，并对具有战略价值的行业保持调控的权力。薛洛琳认为，当“不彻底的集权化出现的时候”，它是“政府为了经济或者政治战略的原因而有意为之”。中国政府通过重新书写游戏规则，撤除和建立新的制度，证明它自身有能力追求这些核心利益。
然而，萨罗斯·库鲁维拉、李静君和高敏的编著却表明，与政治相关的利益图景在范围上超越了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当更广泛的利益需要被考虑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之间存在内部共识的假设就变得不牢靠和充满政治紧张了。围绕2008年《劳动合同法》，南北学派之间的全国论战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中国精英政治研究专家在改革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派系划分——保守派与改革派，通才派与专家派，精英派与民粹派。这些派系与分裂的政策偏好和摇摆的政策循环有关。(26)
鉴于这些政治张力的存在，当局能够进行改革从而从根本上重构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举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变化包括私营经济合法化(1988年)，制定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2001年)。这些改革都完全修改了之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这些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的呢？高敏和董保华可能会强调关于法律草案的辩论的作用。他们认为，因为“法律是连接政治和经济的一个重要制度，所以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内在冲突”。盛裕敏可能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改革采取的实用主义路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与其他民主或者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主要的想法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薛洛琳可能会回应说，这些制度性改革在战略上都非常重要，但是她没有把自由化和再调控的行业模式与精英政治联系起来。她认为，共产党里保守主义者的兴衰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自由化在政治经济领域不断调整的性质。(27)在盛裕敏和薛洛琳的分析中，政治或者官僚的阻碍好像对政党国家没有什么影响。
从根本上看，我们没有一个有力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在没有发生政权轮替、革命、战争、外国占领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内发生制度转型的内在因果机制。什么能够解释政党国家推进内生性制度变革的能力？在之前的研究中，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我曾提出“适应性非正式制度”这个概念，并用这个概念在内生性制度变革理论里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行为连接起来。(28)从实践上来看，适应性非正式制度指的是针对正式制度的限制和机会而兴起的广泛被使用的策略。从分析的角度看，它们代表了制度创新的潜在来源。而这些在渐进制度变迁的解释中往往是被忽视的。(29)在内生性制度变迁的因果顺序中，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的出现代表了中介变量。开始，(正式的)制度条件会导致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反之，它们又会促使开始的制度环境发生改革。
在改革时期，经济或者政治行为者避开或者调动正式规则以实现自己目标的例子举不胜举。农业去集体化、私人企业家出现、外国直接投资和非正式雇佣制兴起，都与一些特殊的政策声明或者批准这些行为的立法相关联。但是这些行为都依赖于地方层面的非正式制度，直到被改革者发现并认为把这些非正式行为正式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时，才出台了这些新政策。(30)本文所评论的三部著作都有证据说明，中央意识到了这些非正式的(有时候甚至是非法的)实践行为。这并不是说草根阶层是改革的设计者。相反，一些适应性非正式制度之所以流行和有效，是因为能够帮助改革精英克服保守派的政治阻拦。这样做使得政党国家比人们想象中的对地方和社会的压力更加敏感。张璐在游说和公共抗议方面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她指出：“因为缺乏选举的合法性，威权主义政权对下层的申诉和要求更加愿意作出反应和适应。”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政权的其他试验模式，如协商制度、咨询式威权主义、咨询式列宁主义和协商式威权主义。(31)这些对于中国适应能力的解释，与如何解释威权的韧性这个问题有关。(32)但是除了何包钢和马克·沃伦(Mark Warren)，其他学者进行解释分析的方式无法与对威权的韧性同样感兴趣的政治学家契合。
何汉理(Harry Harding)1984年在针对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评论中遗憾地说道：“比较政治中的概念已经用到了对中国的理解中，但是中国却还没有扩展我们对比较政治的理解。”(33)30年过去了，何汉理的说法在今天仍然成立。(34)我们积累的学术成果证明了中国现在如何接近和偏离了常规的政治经济模式。发展型国家模型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符合逻辑的试金石。但是对于著作、论文、或者博士生考试试题中提到中国如何是(或者不是)一个全球经济中的发展型国家，薛洛琳缜密的工作暗示了它们的限度。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东亚发展型国家。
同时，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框架应用到中国这个案例的研究逐渐兴起。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本身是一个独特的模式。(35)一些带“中国”的命名非常独特，比如“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维护市场的联邦主义——中国风格”，“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但是当我们去掉中国二字的时候，这些分析变成了什么呢？借用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tori)的比喻，在更高一级归纳的阶梯上把“中国特色”的情景展开。会对区域研究、学科研究、甚至政策圈的同仁很有建设性。(36)鉴于中国研究学者已经从他们的实地调查中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和难题，政治学家应该挑战自己，利用这些进行概念创造和理论建设。如果要问中国能告诉政治学什么，下面就是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子。
欧博文(Keyin O' Brien)和李连江在2006年提出了“合法抗争”的概念，即受到侵害的公民引用法律和法律的原则来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抗争模式。与其他对体制不满的抗议者不同的是，合法抗争者对政府进行道德呼吁，希望政府按照之前所承诺的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通过国家的法律渠道寻求正义。比如，农村居民可能会向更高一级政府请愿，因为村干部违反国家法律，侵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虽然欧博文和李连江是根据在中国农村的观察而发展出合法抗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抗争政治的概念形成作出了贡献。
甘思德(Scott Kennedy)编著的《超越中央王国：从比较视角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体现了多位学者在比较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努力。这本编著举例说明了如何比较地、系统地看待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绩效和国家社会关系。在这方面进一步的贡献会很有建设意义。举例来讲，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中国的拉美化”言论开始流行起来，(37)这个说法在非学术界比在比较学者群体里引起了更多的讨论。许多学者尝试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但真正的比较性的学术成果还影响不大。(38)区域研究专家们的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真正由中国研究专家作出比较研究贡献的是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的《国家获益，劳工失利：中国、法国和墨西哥选择国际联络》。在所有把中国作为案例之一的比较政治学重要著作中，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和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等等，都不是由中国研究专家写的。在《国家获益，劳工失利》中，苏黛瑞为中国、法国和墨西哥提供了相同的篇幅。她探讨了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三个国家是如何改变之前提出的对劳工进行保护的政治承诺，转而与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规则的国际组织(像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联合在一起。虽然细致的解释涉及了历史偶然性，但还是用通过比较解决难题的方式开展的。苏黛瑞把这些国家对待劳工骚乱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直觉不同)，归结为在每个国家中工人、工会和政府不同的“依赖情况”。虽然与法国和墨西哥相比，工会在中国是最弱的，但是中国的工人是反抗最激烈的，中国政府在最后为工人提供的社会保障也是最优厚的。国家与工人关系的协调不能以常规变量如政体类型或者工会强弱来理解，而应通过研究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和政治结盟来理解。
最后，由于研究问题的限制，导致当对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大国进行分析不太方便时，对那些想要研究在某些地方广泛出现的现象的研究人员而言，对次国家单位体进行比较研究也会是很有收获的一个方向。(39)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一些地方总是比该国其他地方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能获得更多中央转移支付，有更多人员迁出，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有更多国内外的非政府组织。总之，对次国家行为体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只在该国才出现的动态情况。这些情况具有文化特殊性。但是事实上，在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特殊地方，这些情况也是跨国家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