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投稿
经济金融网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中国经济学年会 EFN通讯社

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8年11月28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两岸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本期简报将介绍研讨会第三节的讨论内容。本场会议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雨田主持,有两位报告人发言,分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彭信坤教授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以下是报告的具体内容。

彭信坤:跨国劳动力转移中的汇款——新经济地理的框架

彭信坤教授报告的论文来自他与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教授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主要研究的议题是国际间非技术劳动力移民及其移民寄回本国的汇款对两国工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据世界银行统计,移民汇款在一些发展中国家GDP的总量中占了非常大的份额。例如,海外移民汇回本国的汇款占苏丹GDP总量的20%;在海地,这个比例是22%,黎巴嫩是23%,等等。汇款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除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最大的外部资本来源,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在新经济地理学或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框架中,尚没有文献对汇款和非技术移民进行准确的模型化。

彭信坤教授等人的研究基于克鲁格曼(1991)的“核心—边陲”模型,试图探讨这一问题。他们试图用模型论证,非技术移民从边陲国家向移民国家输出劳力,并向本国汇回部分收入,会对两国工人福利造成什么影响。结果表明,当汇款变得更容易时,移民比例更高。朝向核心国家的移民潮会提升边陲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同时降低核心国家非技术工人工资。此时,两国间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趋于下降,而核心国家内部,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不平等状况则加剧了。

彭教授等人的模型假设:核心国家同时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边陲国家仅生产农产品。生产工业品需要固定数量的技术劳动力作为固定成本、一定量的非技术劳动力作为可变成本;生产农产品需要固定数量的土地和可变数量的非技术劳动力,且非技术劳动力的规模报酬递减。其次,该模型还假设技术工人在国家间举家迁移,而对于非技术工人,仅个人移民去他国工作,且将部分工作收入汇回本国的家中。

基于上述假设,他们的研究关注下面两个议题:第一,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核心—边陲”的描述在理论上是否确实存在。第二,汇款成本、贸易成本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性对均衡时的移民比例、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有何影响,对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分别有何影响。

彭教授等人的理论模型证明,“核心—边陲”的均衡存在性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边陲国家的非技术劳力有激励向核心国家移民;其次,核心国家的非技术劳力不会移民到边陲国家;最后,核心国家的技术劳力亦不会移民到边陲国家。

利用比较静态学的方法,彭教授等人还证明,随着贸易成本下降和工业品之间替代性上升,边陲国家非技术劳力的移民比率会上升;而该比例随汇款成本上升而下降。其次,核心国家非技术劳力的真实工资随汇款成本上升而上升,与之相反,边陲国家非技术劳力的真实工资则随之下降;核心国家以及边陲国家非技术劳力的真实工资都随产品运输成本的上升而下降,随工业品的替代率上升而上升。最后,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非技术劳力的不平等状况都随产品运输成本和工业品替代性的上升而上升;而在核心国家内,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不平等状况随汇款成本上升而下降,随产品运输成本上升而上升。移民比例对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不明确,依赖于参数的具体设置。

彭教授指出,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在一个考虑移民汇款对经济影响的模型中,证明了“核心—边陲”均衡的存在性及其条件。在这个模型中,核心国家的生活成本有可能高于边陲国家,这比较符合现实,但在先前的“核心—边陲”模型,从未出现此结果。这一模型也证明,移民比率随产品运输成本和工业品之间替代性的上升而上升,随汇款成本的下降而上升。它还探讨了产品运输成本、产品替代性和汇款成本对国际间和国家内不平等状况的影响。

姚洋: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姚洋教授演讲的内容是他与王泽填博士近期的一项研究成果。该项研究首次将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联系,考察两者的相互关系。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简称“B-S效应”)是指,若本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比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外国,那么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就会相对于外国货币升值。因为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速度通常高于不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因此根据这一理论,一国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会伴随着实际汇率升值。

姚洋教授指出,在已有的文献中,很多发达经济被证明遵循了B-S效应,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加坡和日本。然而,已有的文献也发现,B-S效应对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汇率走势的解释力要弱一些,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它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伴随的往往不是实际汇率的升值,而是相反。作为佐证,姚洋教授列举的中国、不丹、印度、马来西亚、巴西、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例子,从长期来看,这些国家相对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的走势相反。

姚洋教授等人的研究即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发展中经济体正在经历结构转型,劳动力被从农村挖掘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工业领域,当一国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工人的进入会抑制工资的增长,从而导致B-S效应减弱。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概述之后,姚洋教授简述了他们研究所使用的示意性模型,随后将演讲的重点转入实证研究部分。他们的计量模型以Rogoff(1996)、Bergin et al.(2004)和Tica and Družić (2006)等人的模型为基础,以一国货币相对美元的真实汇率的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购买力平价调整的相对美国的平均收入的增长率衡量B-S效应,以农村人口比重与相对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衡量结构转型对B-S效应的影响,并加入了其他几个控制变量进行统计检验。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开放度、政府支出比重、投资率、贸易条件、石油进口占GDP比重、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等等。

姚洋教授特别解释了控制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原因。他指出,一个经济体的农村人口比重可能受到该经济体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影响,一般来讲,劳动力流动自由度越低,则农村人口比重越高,因此,如果不控制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则农村人口对B-S效应的削弱作用可能是劳动力流动自由度较低造成的。

回归结果显示,B-S效应显著为正,而“农村人口比重与相对人均收入对数交叉项”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越处于结构转型早期的经济体,B-S效应越弱,从而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命题——结构转型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B-S效应的影响。姚洋教授指出,相对人均收入的系数与交叉项的系数的绝对值之比基本上都在0.8左右,这意味着,若一个经济体的农村人口比重达到80%以上,其B-S效应就完全消失,甚至会出现与B-S效应相反的情况。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汇率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情况。

姚洋教授认为,该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上证明了,以农村人口城市化为特征的结构转型是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经济体越是处于结构转型的早期,农村人口的比重越高,B-S效应就越小;随着结构转型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对B-S效应的削弱程度降低。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结构转型迟滞B-S效应带来的实际汇率升值,保持出口竞争优势。

                      

(徐轶青 整理) 
文章评论
关注我们

快速入口
回到顶部
深圳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