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投稿
经济金融网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中国经济学年会 EFN通讯社

华生:不存在中国经济模式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华生早年参与改革,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重要影响。他曾经还办过企业,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他深情回顾改革,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他说今天的中国没有自己的模式。他不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低人权优势带来的。他极力鼓吹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

  华生回顾中国的改革。他认为中国人一直被激进主义思潮引领着,而激进的革命手段通常不能带来好的结果,他更相信改良渐进的程序:“过去都用革命的办法改造社会,但是改造的结果实际上是非常不理想的。改革第一次不是以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善、改良、妥协、前进的办法来改造这个社会。”华生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应该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继续推进新的制度的形成。

  当谈到“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华生表达了遗憾,认为我们还不存在一个中国的模式,但是他希望有这一个模式:“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中国好的人,我们希望有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如果是抄别人的也可以,你得证明它适合咱们。但是客观地说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这正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一向主张新股发行市场化的华生在访谈中谈到,不仅仅是某一个环节需要市场化,而是一个全面的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他着重谈到了以下几点: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新股发行在审批上的市场化、再融资的市场化、企业下市的市场化。

  华生还谈到了他的企业家经验,他认为商企业家与做学问的经济学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他比较偏爱做学问。

以下为访谈实录:

改革是伟大的转折

网易财经:您早年参与改革,是影响中国改革的重要学者。请问哪一方面的改革给您的印象最深?您自己从改革当中学到了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华生:如果要讲印象最深的,当然首先是从“双轨制”开始,而且我当时就说,我觉得这是中国改革找到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有很大的意义。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明年就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应该说是激进主义引领潮流。你回过来看,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接着是共产党的革命,一直到最后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思潮在引领着中国。改革实际上是近百年里的一个转折。

过去都用革命的办法改造社会,但是改造的结果实际上是非常不理想的。改革第一次不是以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善、改良、妥协、前进的办法来改造这个社会。

80年代讲“双轨制”推进实际上是非常有争议的,有很多人是不赞成的。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多年来,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变化、进步最快、最大的反而是这三十年。虽然没有那么多,像当年那些辛亥革命以后的理想主义的图景,有那么多的不如人意,但是对中国社会来说,对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讲,这三十年的变化是超过我们过去一百年的。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自己有什么最深的体会,我就觉得从一百多年内外的环境,过去中国是一个大国,近代以来受到列强的欺负,产生这种激进主义引领潮流以后,我觉得用改革这种方式改革和推进社会进步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主流。这是1980年代当时改革的时候卷进来的人,特别是在经济学卷进来的人,恐怕是一个主流性的认识。

网易财经:在您看来,“双轨制”特别契合中国改革这种渐进的精神。但是也有人提出一些批评,说“双轨制”导致了当时的一些“官倒”。您怎么看这样的批评?

华生:这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讲“官倒”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当时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的价格当时是在计划经济主导的情况下,说一步从计划转到市场不可能,也不现实,这样逐步地引进市场机制。所以一方面用计划价格,另一方面已经开始市场价格放开市场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过渡。这是一个价格改革的路径,当然也是“双轨制”最初的由来,当时有争论的也是关于这一块。回过头来看,价格改革应该是中国改革相当成功的部分。

从1984年在莫干山会议上我们提出“双轨制”到1985年中央接受,到1992年前后“双轨制”基本就顺利完成。通过几年的过渡,就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价格,逐步实现价格的市场化了。那一点代价我觉得不能算多大的代价。

而且现在回过头来说,在1992年之前说中国产生了多大的贫富差距,“双轨制”使多少人先富起来了,我没看出来,好像并没有几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私营企业,所以只是说当初实际上是大家对稍微不平等的承受力是非常弱的。那时候哪有今天的亿万富翁?那时候只有万元户。今天的万元户谁看得上?所以最初那个改革我认为是挺成功的。

网易财经:刚才您说到改革要补偿既得利益者。

华生:我不是说补偿,我是说你要承认。

网易财经:但是很多网友却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想法。他们认为应该直接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剥夺掉。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些思路?

华生:不奇怪。为什么激进主义引领潮流一百多年?为什么当时要搞推翻,搞革命,消灭既得利益的人这么多呢?就是因为中国有这个基础嘛。

没有那么多人支持的话,中国近代史怎么会这么演变呢?你想当年国民党说要搞“三民主义”;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又没有人,又没有枪,又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没有那么多激进主义思想的人,包括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它不可能成功吧?所以今天中国的社会还有很多人还有一些激进的思想不奇怪,正好也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因为很多人是习惯于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用强力推翻强力。但是事实反复证明,用强力推翻强力,用强权推翻强权,最后得到的还是强权,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能看有多少人说这个事情,要回顾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进步的。你再消灭既得利益,没有当初用飞机大炮从肉体上消灭更激进吧。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结果就进步啦?结果就换来一个新世界啦?结果你会发现实际上可能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以前,还有倒退的。反过来这30年有那么多妥协,有那么多消极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也很不满这些东西,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三十年是中国人进步最快的三十年吧。

网易财经:在改革过程中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指导今天一些经济政策的原则吗?

华生:今天我觉得应该总结的经验就是要坚持这个方向,然后积极的向前推进,需要新的制度的形成,因为你得与时俱进。

没有中国模式

网易财经:现在大家在讨论“中国模式”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怎么看?

华生: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别人能够仿效,最重要的是一个模式起码要稳定,它是一个稳定的形式。不是捉摸不定的,随心所欲的,那肯定不能算一个模式。今天,我希望有“中国模式”,但是还没有。

很简单,“中国模式”肯定取决于几个方面,比如经济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经济模式是什么?我看现在没说清楚。你的经济模式是什么?是公有制,那是计划经济,是传统的模式,大一统的;混合经济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不能算是“中国模式”吧。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全盘私有化,全盘私有化也不是“中国模式”,这个别人也有。有了以后目前看也没比咱们好到哪儿去,发展中国家全盘私有化的也有。所以从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还缺乏一个稳定的模式。

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中国好的人,我们希望有“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如果是抄别人的也可以,你得证明它适合咱们。但是客观地说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这正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应加快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

网易财经:您一向主张新股发行市场化,新股发行市场化包括哪些方面内容?

华生: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实际上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新股发行定价的市场化,这一步我们现在做得比较多。另外就是,新股发行包括在审批上面也有一个市场化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行政控制。另外,新股发行跟整个市场相关联的,不光是新股发行,新股发行是第一次发行,再融资也得市场化。如果再融资不是市场化,第一次市场化了,后面上了市反而不准市场化了,这不是更不合逻辑吗?总有生老病死,有新陈代谢,不好的企业下市也得市场化,都赖在这儿都不走。就像以前讲的,人都不死,那我们的地球早就住不下了,所以实际上市场化是一个全面的市场化,不是哪一个环节,是都需要,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当然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新股发行不可以先走一步,不是说因为都要市场化,因此哪儿都不准动,那我们就动不了了。但是我们做新股发行改革的时候要意识到,你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环节的问题,要达到理想的效果,恐怕在所有的环节都要做一些配套的动作。

网易财经:这个市场化是指新股发行和再融资的这些审批,不应该再由证监会负责,而是应该由各个交易所直接来负责吗?

华生:实际上这个还不是本质的问题,因为中国交易所不也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吗?所以本质是在于新股发行方面受政策跟行政性的考虑更少一些,更能够根据制定好的上市规则,什么样的门槛,够门槛的我就可以接受你的申请,我没有行政性的说“最近市场不好,咱们要放慢”或者“最近暂停”、“什么时候要配合国企上市的需要,要加速”,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像国际化这种规范市场一样,你有一个标准,有一个门槛,我够门槛了就可以申请,够了这个门槛,企业觉得它有这个融资的需要,你就可以申请。反过来得有人认购,如果市场上觉得不好的时候,人家觉得你这个融资要求人家不愿意,没有人认购你,那你就发不成,所谓的市场化就是这个含义。就是减少我们因为政策上的需要,时松时紧去个案的一个一个把关,包括批量上一会儿关闸门,一会儿开闸门。

改革年代的领导人非常开明

网易财经:您是办过企业。

华生:对。

网易财经:在办企业的过程中获得的体验,跟您所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体验有什么区别?

华生:这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区别。今天是市场经济了,所以我觉得我做企业的那一段时间对我帮助很大。要不然你不明白现在市场经济赚钱的人是怎么想的。一讲起来巨富,巨富是怎么想的?企业管理的这些高层经理怎么想?这里面机制的设计,哪些是真有作用的?哪些只是纸上谈兵?我觉得做企业对我非常有帮助。当你亲自从一、两个人开始,干个体户,然后把企业做大,包括去收购上市公司,来管这种大企业。我觉得对一个人是一个多方面的锻炼,也要求一定的素质,而这个素质跟做经济学家的素质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理论家的素质要求你是一根筋,你只要是在某一个点上有突破就成功了,而企业家就是做一个最小的企业,你要有综合素质,既要能判断市场,要能够有凝聚力,就是三个员工也得能团结他们跟着你干,而不是跑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领域确实差距很大。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质上还是一个学者吧,觉得能从做理论,从研究问题上面能有自己更大的愉悦。所以我确实不是因为企业做坏了而不做了,是因为企业确实做得非常好,就让我们那些同学他们再去做,我慢慢的移到研究方面来。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您的夫人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你们一位是文学家,一位是经济学家,你们相互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华生:哈哈哈,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觉得是这样,任何东西,人家说异性相吸,所以男的跟女的组成一个家庭。反过来你专业上的差异也会有互补的地方,那个领域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因此可能对你来讲更新鲜,你会有很多启发和收益。所以我觉得我们总体来讲,经济学跟文学都还算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从这个方面来说,大家彼此还是可以有很多收益的地方。当然,家庭不是学校,是不是。都要板着面孔从别人那儿学到东西,这也不是组成家庭的目的。

网易财经:您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参与改革,而且接触到很多中央的领导,在这些中央的领导人中间,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华生:因为1980年代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那时候就二、三十岁。我就是因为莫干山会议之后,莫干山会议之前我见过的最大的领导好象也没超过县长,而且还是老远的在台下看到的,莫干山会议的时候一下就见了国务委员,这个跳跃是非常大的。而且像张劲夫,我们当时听说他是新四军的秀才。但是后来接触到国家的总理,副总理,总书记,跟他们坐在一起开会,外出调研,诸如此类的,那个时候的感觉确实这些领导非常开放,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说话都很随便。所以才能够畅所欲言,说错、说对都没有什么关系。那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嘛,包括很多领导,你说了,他不同意,他当时也在给你进一步提问题,我们基本上就是据理力争。实际上打破这种等级、官僚的体制,让在第一线工作跟研究的人能够直接的跟领导同志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80年代非常好的经验。因为这些人没有什么负担,他又不是官,也没有什么包袱,没有必要说假话,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的这些领导人。

网易财经:您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一种自己可以影响国家命运的自豪感或者历史感?

华生:客观的说,当时就像我们现在看的那些大革命的电影一样,当人自己被卷在历史洪流里面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整天有忙不完的事情,整天不断的有题目出来,你会比较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一个整个国家考虑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这样就会提高你看问题的立足点和眼界,但是自我感觉,“我起了多大作用”,“我多了不起”啊,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卷在那个潮流当中,没有时间去品位这些东西。

网易财经:您认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华生: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诚实和独立性。第一个是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另外就是要有一个独立性。既不要去取悦于政府,也不一定取悦于一时舆论的导向,更不要受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跟你相关利益的影响,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

网易财经:经济学家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华生:最恶劣的品质肯定是弄虚作假,趋炎附势,追逐名利。

文章评论
关注我们

快速入口
回到顶部
深圳网站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