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学》的问世，基本成了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水岭。
在194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保罗·道格拉斯以学会会长的身份把美国第一届克拉克（John Bates Clak）奖章授予了当时未满40岁的萨缪尔森，并预言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将有无可限量的前途。
23年后的1970年，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世界经济学的最高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就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牛顿出生了；到了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凯恩斯出生了。”这句话曾出现在萨缪尔森的专栏中，在不忘调侃历史的幽默中。他的这句话无疑让人们联想到，凯恩斯之后，萨缪尔森出现了。
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5月15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的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犹太人对经济敏感的基因在这个家族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其兄妹均为经济学家，其侄子更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因此，虽然萨缪尔森进入经济学领域是一个偶然，但是未来的成就证明，这一领域就是为其量身定做的。
拥有天才头脑的萨缪尔森在15岁就考入芝加哥大学，萨缪尔森曾经说道：“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因为1932年正处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谷底，腐坏的背后，已经能够嗅到百废待兴的润土气息。
果然在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经济学重新焕发了生机。
与此同时，萨缪尔森也来到了哈佛大学，并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文·汉森的助手。这位汉森教授正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他将凯恩斯主义通俗化后移植进入美国，并做出了一些补充。受到汉森的影响，萨缪尔森开始将目光关注到凯恩斯主义。
当时社会上对凯恩斯理论中的“投资乘数论”及“就业乘数论”颇为注意，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
萨缪尔森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阅读了从威廉·配弟到亚当·斯密，从李嘉图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2009年萨缪尔森离世后的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
其一，萨缪尔森改变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他曾表示，“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
“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也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萨缪尔森此时所说的经济学正是古典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于1776年开创后，走到了生命力最为衰弱的时候。“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萨缪尔森在这个百废待兴的“黄金时代”给了他挚爱的经济学一吻——将数学分析引入现代经济学。
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阿沙·林贝克教授评价萨缪尔森：“一般说来，萨缪尔森的贡献是，他对提高经济科学的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有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当代经济学家。他事实上干脆重写了经济理论的许多部分。”而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全部领域。
其二，他将水火不容的凯恩斯主义与传统微观经济学进行了融合，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
萨缪尔森的基本观点是：市场机制并非万能，有本身固有的缺陷。他的加速-乘数模型说明了在自发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经济周期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对市场机制不完善性的证明。
他主张的是“私人与政府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既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有政府用国家干预来克服市场机制弊病的经济体制。
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战后复苏，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时任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的任期内，美国没有爆发经济危机。
彼时，凯恩斯主义被冠以“战后繁荣主义”，作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便成了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美国在经济发展中的成就也被视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功绩。
早在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就表达了悲观：“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我们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
为使经济走出困境，肯尼迪采纳了萨缪尔森的建议，实行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自此，肯尼迪成为美国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萨缪尔森的地位水涨船高。
最后当然要提到那本旷世经典《经济学》。
这本奇迹般的教材自问世以来，就一举奠定了其在经济学史上第三代教科书的地位。在此之前，经济学教科书的江湖地位被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所垄断，但萨缪尔森《经济学》的问世，基本成了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水岭。在萨缪尔森去世的时候，这本书已出版了19版，在全球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了1000万册。
尽管当代经济学大家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剑指曾经的经典，但也无法改变他曾经是萨缪尔森的信徒这一现实。
而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更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七七级以后的经济学子就是由这本书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他们在课堂上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但看到《经济学》之后，仿佛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彼时，经济学子中甚至形成了“开口不谈萨氏书，纵谈诗书也枉然”的风气。那些现在已成为政府领导人、企业家或学者的当年学生，今天谈起《经济学》这本书依然眉飞色舞，激动不已。今天的人也许已很难体会到这本书在当时引起的冲击。
